先秦至秦汉时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时期，“中国”“华夏”等观念产生并得到广泛认同。秦人的“东移”与汉人的“西进”，构成这一时期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两条重要线索，甘肃地区是这段历史的重要发生地之一。秦人“东移”，从今甘肃天水、陇南出发，凝聚西北各民族，融合秦人、西戎和周人而成新秦人，此后又不断“东移”，积极融入华夏，直至秦始皇统一中国。汉朝建立后，经过约六十年休养生息，恢复了国力，到汉武帝时，北伐匈奴，经略河西，并以此为基础开拓西域，开通丝绸之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入新阶段。

　　“东移”：秦人的主动进取

　　先秦时期，甘肃地区“三交”历史的首要推动者是秦人。秦人源于东夷“商奄之民”，到殷商后期，秦人先祖经过多次迁徙，到达西戎之地，在此扎根，并成为商纣王的盟友。周武王伐纣之后，秦人陷入衰微期，但周人与西戎关系紧张，为秦人再次崛起提供了契机。西戎是活跃在今甘肃东部、宁夏和陕西北部的半农半牧族群，与周人交错分布，经常侵掠周人聚落。西周中后期，周王室统治逐渐衰落，更加疲于应对西戎的袭扰。周孝王封秦人先祖非子为王室附庸，“邑于秦”。后来，周宣王封秦仲为西陲大夫，扶植秦人成为防御西戎的前沿屏障。直至犬戎攻破镐京，周王室被迫东迁洛邑，周平王提升秦为诸侯，使之继续抗击西戎。

　　周王室东迁对秦人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失去周王室作为后盾，秦人抗击西戎更为艰难，但周王允诺“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秦人也有了更大的动力。今甘肃陇南礼县周边是秦国早期的都城，大堡子山秦公墓就是秦人被封为诸侯立国后其君主的高规格墓葬，秦人“东移”即以此地为起点。

　　秦人“东移”涉及“和合西戎”与“融入华夏”两方面。与西戎的竞争是秦人生存的首要问题，秦人通过战争、联姻、结盟及经济文化交流，实现了“霸西戎”。《史记·秦本纪》记载，襄公元年（公元前777年），“以女弟缪嬴为丰王妻”。丰王是西戎一个部族的首领。到秦穆公时，重用西戎贤才由余，“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很多西戎部落臣服于秦，接受秦的统治，但秦并未直接置县进行管理，而是设置“臣邦”，保留其君长君公的地位。在出土秦简中，多见“臣邦君长”“臣邦君公”字样。《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咸阳有不少“戎翟君公”。陕西宝鸡益门秦墓出土的兵器、工具和马具，多呈现秦人与戎狄混融风格。甘肃马家塬遗址是战国晚期西戎的贵族墓地，出土了奢华的随葬品、制作技艺精良的马车，是秦文化、北方草原文化、西戎文化等融合的产物。

马家塬战国戎人贵族墓葬出土的马车（复制品）。　来源：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网站

　　周王室东迁后，仍有很多周人遗留在宗周区域（西周王都所在的丰京和镐京地区）。秦人与西戎长期互动，在生产方式上农牧兼营，但更偏重畜牧业，而周人主要从事先进的农耕生产。《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文公东迁，“收周余民有之，地至于岐”，大量周人成为秦国治下的百姓，秦人与周人的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加深。秦国设置上畤和下畤，分别祭祀黄帝与炎帝。对黄帝与炎帝的祭祀，是周秦一体在祭祀仪式上的体现，表明秦人与周人已经高度融合。总之，秦人主动与西戎、周人互动融合，新秦人逐渐出现。

　　秦人逐渐强大，目光始终朝向中原地区。到了春秋时期，中原诸侯形成“诸夏”“华夏”的认同意识，秦国被认为是“僻陋戎翟”“杂戎狄之俗”。但秦人积极进取，不断东迁，在西周故地吸纳周人，接受华夏礼仪文化，与诸侯会盟，任用中原人才，主动融入“华夏”之中。从秦穆公开始，秦国频繁参与中原诸国的盟会，接受并遵循周礼秩序。战国时期，秦国与“战国七雄”中的其他六国通婚，积极任用六国人才，主动吸纳中原文化，在文化和社会心理上均已融入华夏。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的秦王朝，并非仅凭军事强力拼合成的，而是建立在秦人几百年“和合西戎”及“融入华夏”的认同基础上。

　　汉朝建立后，中原农耕地区与北方草原地区的互动成为时代主流。平城之战后，汉朝与匈奴和亲。《史记·匈奴列传》记载，汉文帝曾说：“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双方基本上维持着和平局面，汉朝得以休养生息，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做准备。

　　“西进”：汉朝的必然选择

　　游牧经济具有脆弱性与单一性，对农耕经济的依赖性较强。面对匈奴越来越频繁的劫掠、越来越多的和亲物资要求，汉武帝决心彻底解决匈奴问题。对付匈奴的战略最关键的部分是经营河西，隔绝羌胡。由此，“西进”成为汉武帝的必然选择。

　　秦汉之际，青藏高原分布着羌人，河西地区分布着月氏和乌孙，草原中部是匈奴，东部是东胡。匈奴冒顿单于打败月氏和东胡，整合草原各部族，建立了强大的政权。匈奴政权一方面与青藏高原上的羌人联合，使西北连成一片，对陇西、关中构成严重威胁，另一方面设置僮仆都尉控制西域，获得贸易之利，并从西域绿洲获取大量物资。

　　在这种局势下，汉朝占据河西地区有三个方面的意义：首先，打败盘踞此地的匈奴休屠部和浑邪部，削弱匈奴的力量；其次，控制羌人与匈奴联络的通道，隔绝羌胡，避免羌人与匈奴联合，减轻西北地区压力；再次，以河西为基础能够进一步经营西域，夺取商贸路线，切断匈奴的物资供应，断匈奴之右臂。

　　经营西域的军事行动，给河西地区的开发带来了强劲动力。河西走廊是中原与西域沟通的孔道，同时又面临匈奴与羌人南北两面的威胁。汉朝为了保障这条通道的安全，在河西修筑亭隧塞防、屯田移民、建城设郡。随着河西地区的发展，这里渐渐成为汉朝经营西域的指挥中心和后方基地。汉代名将李广利第二次远征大宛时，有六万军事人员，大量负马私从者，还有不计其数的后勤转运者，牛十万、马三万，驴骡骆驼以万数，汇集于此。汉朝把大量的人力、物资从各地抽调到这里，这种经营和投入的力度可以说是空前的，河西一时成为焦点。

　　河西地区既是文化通道、经济通道，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场所。政权虽然更迭，但河西从来不会荒芜。向西域迁徙的月氏、乌孙有一小部分人留下，被汉朝迁徙到五属国的匈奴人也有一部分留下，加上祁连山区的羌人、大规模移民而来的汉人、在贸易或出使途中散落的西域人，使河西成为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地方。

　　总之，先秦至秦汉时期，秦人的“东移”与汉人的“西进”，构成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两条重要线索，前者主要在天水、陇南，后者主要在河西地区。把握这两条线索，有助于更加系统地理解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作者系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本文系甘肃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早期秦文化与甘肃地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历程研究”（项目号2023ZD009）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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