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塔那古墓群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东南火焰山南麓冲积地带，是西晋至唐代高昌城的公共墓地，发现于1898年，现存墓葬500余座，分属晋至十六国（高昌郡）、麹氏高昌、唐西州3个时期，出土2700余件文书、随葬品、壁画等，具有极高的文物与艺术价值。它被称为“高昌的历史活档案”“吐鲁番地区的地下博物馆”。

　　阿斯塔那古墓群体现了多民族交错杂居的居住格局。墓群埋葬者的主体是汉族，也有匈奴、突厥、粟特等民族。

　　张骞开通丝绸之路后，越来越多的中原人口进入高昌地区。公元前48年，西汉在轮台设置戊己校尉，中原地区的数百名士兵来到这里戍边屯田。西晋时期，为躲避战乱，大量中原地区人口西迁，尤其是到敦煌、陇西地区的移民屯垦开发，在促进民族交融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伴随人口规模扩大，汉族成为高昌居民的主体，阚氏、张氏、马氏、麴氏等家族先后在高昌建立地方政权，其中麴氏治理高昌长达140多年。

　　车师，原名“姑师”，为高昌最初建设者，汉朝时车师分为前、后两国，前国置戊己校尉，屯田，驻高昌。晋时，车师王仍居交河，高昌为戊己校尉治所。南北朝时期，匈奴围攻车师，车师王出逃，车师辖地被纳入高昌。

　　汉武帝时期，一些匈奴人生活在河西走廊，其中居住在河西卢水的沮渠家族建立了北凉。在北魏打击下，北凉进入高昌，逐渐强大，并威胁北魏。后来，柔然打败北凉，进入高昌，控制了西域。

　　南北朝时期，突厥逐渐发展壮大，击败柔然，建立政权。公元583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西突厥“控弦之士数十万”，称雄西域，麴氏高昌迫于压力，依附西突厥。

　　在我国历史典籍中，一部分由中亚迁徙而来的粟特人被称为“昭武九姓”“九姓胡”。他们善于经商，凭借丝路要道优势，贩卖各类奇珍异物，积累了财富，也促进了东西方经济商贸与文化交流。

阿斯塔那216号墓出土的彩绘胡人泥俑。

　　阿斯塔那古墓的墓葬形式与河西及中原地区墓葬形制一脉相承，体现出入土为安、生死有别的传统理念。墓穴内有大量随葬品，体现了儒家“事死如生”的孝道伦理。丧葬严格按照仪礼规定完成，逝者被安放在床上或者炕上，盖绢被，头枕鸡鸣枕，穿锦鞋，面部掩巾，眼上盖瞑目，身上穿着用棉、麻或绢锦制的衣服，双手握木。墓穴内多有陪葬物，如亭台楼阁、车马仪仗等祭品，也有琴棋笔墨、脂粉香料、葡萄瓜果等物品。墓葬多为斜坡洞室墓，平面形状为“甲”字型，墓室前方一般有一条较长墓道，墓室位于墓道尽头，墓室后壁绘有壁画，题材为人物、花鸟、飞禽走兽、山川河流等。

阿斯塔那216号墓出土的唐代彩绘泥塑镇墓兽。

　　阿斯塔那古墓群聚族而葬的丧葬方式与河西及中原地区丧葬风俗基本一致。墓葬按家族姓氏分区埋葬，尤其是汉族，大多聚族而葬，严格按照辈份进行排列，秩序井然、界限分明，且夫妻多为合葬，以便子孙后代祭拜。

　　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随葬品种类多样，可以看出当时中原文化非常流行，高昌居民对中原文化认同感较强。

　　墓葬出土的彩绘泥塑镇墓兽，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流行的陪葬品，目的是震慑鬼怪、保护死者灵魂不受外界侵扰。许多墓葬中发现人首蛇身的伏羲和女娲画像，表明高昌地区也将伏羲、女娲作为共同信奉的祖神，体现了与中原文化的同根性。

阿斯塔那76号墓出土的唐代《伏羲女娲图》。

　　古墓出土的多种官私文书和墓表，大多用汉文书写，说明高昌居民学习使用汉语比较普遍。363号墓出土的《唐景龙四年卜天寿写本论语郑氏注》残卷以及27号墓出土的“高昌县学生贾忠礼”所抄写《论语》，都说明当时高昌地区设置了与中原地区相同的州学、县学、乡学等教育机构，教授儒家经典，学子可以参加科举考试。

　　由于多民族杂居，多元文化在高昌地区广泛流行、彼此影响。如，336号墓、216号墓等出土的彩绘泥胡人俑，高鼻深目，戴着唐代中原男子流行的黑色巾帻。各民族使用汉语汉字的同时，兼用“胡书”“胡语”。古墓中曾出土几枚唐代饺子，长约5厘米、宽1.5厘米，面皮为小麦粉，说明中原饮食习惯随着人口流动传入高昌地区，成为当地美食。

　　阿斯塔那古墓有力印证了“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几千年来，各民族保持着密切联系，交错杂居，互通有无，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向前发展。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本文图片均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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