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友芝（1811年—1871年），晚清著名诗人、学者，布依族，宋诗派代表人物之一，《清史稿·文苑传》称其为“西南大师”，曾国藩称其为“西南巨儒”。1823年，12岁的莫友芝随父从贵州独山迁居遵义，1859年离开遵义赴京会试，随后入胡林翼、曾国藩幕府，受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之托搜书著述，在南京去世后，归葬遵义青田。

　　莫友芝在遵义生活期间，以遵义山水美景和饮食物产等为素材，创作了大量作品。他与郑珍合撰的《遵义府志》被梁启超称为“天下府志第一”，其中对遵义饮食文化有丰富的记载与论述，体现出莫友芝深厚悠长的乡土情结，也展现出清末时期遵义地区的“人间烟火”。

莫友芝纪念馆。来源：贵州省独山县政府网站

　　诗酒唱和

　　酒是人际交往的“常礼”。莫友芝与亲朋好友常在遵义城内外诗酒唱和，抒发雅兴。在《莫友芝诗文集》中，直接提到酒的诗句就有200余处。在遵义城内，谪仙楼是莫友芝和友人相聚常去的地方，他为此创作的饮酒诗有《谪仙楼》《登城东楼》等6首。在遵义城外，莫友芝的青田影山草堂、郑珍的望山堂、黎氏的沙滩乐安江一带，是亲友聚会之地，留下了“驯鸟语迎客，疏花清照人”“隔院谁吹笛，深宵数举杯”等诗篇。

　　对于有名的茅台酒，莫友芝进行了文学书写，如　“骤觉茅台酒力轻，禁寒只自闭柴荆　”（《骤寒忆茝升弟（庭芝）》），“大儿赤足叫铜斗，小儿更劝茅沙酒”（《中秋日携儿子彝、绳，犹子桐、橙过棠洲》）等。茅台酒在当时是较为珍贵的酒，重要日子才会饮用，莫友芝的书写为这一名酒增添了文化底蕴。

　　此外，莫友芝对茅台酒酿酒工序、取材、历史等也有记叙。《遵义府志》中就提到了茅台酒，这是历史文献第一次对茅台酒作具体记载：“茅台酒，仁怀城西茅台村制酒，黔省称第一……仁怀地瘠民贫……青黄不接之时，米价昂贵，民困于此食，职此故也。”仁怀多山地丘陵，粮食产量较少，百姓穷困，无过多积蓄，但酿酒对高粱和小麦等粮食需求量大，而且需要上好的粮食制作，过多酿酒导致与民争食，尤其是粮食青黄不接时，粮食都拿去酿酒，导致米价昂贵，百姓生活困难。莫友芝的记述体现出对普通百姓的关心和怜悯。

《遵义府志》补刻本。贵州省档案馆藏

　　相比茅台酒，遵义百姓喝的更多的是一种米酒——芦酒，亦称“咂酒”，这种酒醇香浓厚，普通百姓在家即可酿造。莫友芝《芦酒三首》对其有详细描述：“隔岁芦粟酿犹红，酒味常含粟粒中。客至井泉方挹注，春生炉火顿冲融。不烦激涧升虚竹，俨有清芗度碧筒。正是小年禁酷暑，一竿相属引薰风……”全诗三首共168个字，在诗后有近千字的大篇幅内容为诗作注，主要考证芦酒的酿造技艺、名称以及历史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并对杜甫诗歌《芦酒》指的是不是贵州芦酒作了考证，体现了清代宋诗派严谨内敛、以考证为诗的特点。

　　遵义还有一种果酒——刺梨酒。《遵义府志》记载：“古方有金樱酒，今黔人采刺梨蒸之……名刺梨酒，味甚佳，是古制也。”他在《刺梨二首》中也提到刺梨酒：“芒果说山樆，循名欲把疑。形模难适眼，风味竟舒眉。品以经霜别，芳缘入酿奇。不须忙采摘，但就菊花期。”这首诗风格清新明快，呈现出洗尽铅华的恬淡境界。刺梨是南方常见的山林野果，秋后采摘，可直接食用，美味香甜，用它酿造的刺梨酒甘甜香醇。

　　遵义还有一种酒是端午民俗酒——雄黄酒。莫友芝《咏乡里端午故事四首》中写到：“雄晶煜煜照荷囊，屑入蒲尊乱郁香。一样青红儿女节，额黄添得晚来妆。”在端午这天，人们把雄黄放在香囊中，用雄黄粉末和蒲叶混合，形成了浓郁的香味，营造出端午节日气氛。雄黄酒不仅可以饮用，还可以涂抹面颊耳鼻，作驱邪祈福之用。

　　品茶知味

　　遵义古称播州，在唐代已是名茶产地。陆羽《茶经》载：“茶之出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莫友芝在诗中写到遵义诸多名茶，其中最有名的是《金鼎山云雾茶歌》：“牂柯茶品阳宝绝，贡箧不盈常外掇。香炉后出乃匹之，云中着根雾中茁。迩来更得金鼎产，同倚高寒占危岊。”这首诗的创作初衷是为了证实《茶经》的记载，却从另一角度展现了贵州盛产茶叶的事实。此诗历数贵州名茶，如贵定阳宝山贡茶、清平香炉山茶、遵义金鼎山茶、湄潭毛尖茶等，用作注的方式引用《茶经》《续文献通考》来证明黔中有好茶所言不虚。

　　莫友芝在《华严洞》一诗中还提到了雪茶：“洞犬不惊长道客，山僧能护满园花。频添榾柮煨松火，自洗官哥点雪茶。寄语与人莫催唤，老夫清兴正无涯。”莫友芝与友人到华严洞拜访老僧，喝到了雪茶，但此诗为记游之作，对雪茶的采摘、制作以及茶的形态都没有描述。

莫友芝隶书扇面页。贵州省博物馆藏

　　莫友芝还用诗歌记录品茶经历，分享品茶乐趣。如《浣溪沙》写到：“易井朝华一勺甘，瓯香浓淡只渠谙。怕教痴婢误姜盐。雀舌久疏纤手点，鸡苏愁伴渴羌馋。最难春困午晴添。”在“二十七年茶水客，秋风无奈又今年”的吟叹中，一个嗜茶之人的形象跃然纸上。

　　田园膳食

　　礼之初，始诸饮食。《遵义府志·物产卷》记载了遵义丰富的物产，谷物类有稻、麦、黍、豆、胡麻、稗、玉蜀黍（苞谷）、天星米（籽粒苋）等，蔬类包括笋、甘薯、苜蓿等。莫友芝在《影山草堂本末》中对他书屋附近的果蔬也作了详细记载，如菘、芋、姜、梨、柿、桃、山药、地瓜等，反映出对田园生活的热爱。

　　笋在宋代文学书写中，是淡泊生活、反映志趣的表达。莫友芝的诗歌多次提到挖笋、吃笋的场景，体现出宋诗变俗为雅的特点。其诗《淫雨恼人而竹笋大佳》云：“天低于屋水黏天，山阁如行春水船。却好饤盘添紫笋，未妨听雨隔湘川。”《乐溪三十二吟咏》之一《柳叶洲（一）》一诗也提到竹笋：“柳叶西边路，洲田依竹丛。我寻柳子村，新笋过湘东。”诗中“新笋”指的就是初春柳子村外刚冒头的新鲜竹笋。南方四季盛产竹笋，有紫笋、青笋、冬笋、苦笋等种类，莫友芝在饮食中感受自然之美，定格了贵州山林的新鲜野味。

　　红薯是莫友芝提到的另一种遵义特产。《甘薯歌》云：“山田易芜今不芜，山农岁岁种甘薯。红衣玉肌相倚扶，扑地一蔓千琼琚。”他对红薯（俗称红苕）的形状、产地、用途、种植历史等，进行了记述。红薯产量高，用途广，既可以做主食，又可以生吃，或加工成其他食品。更可贵的是，在灾荒年可以解急救困。莫友芝考证认为，甘薯原产于交趾、武平、九真、兴古一带，而兴古属贵州地域，可以说红薯是本地特产。虽然其考证不一定准确，但体现了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点。

　　莫友芝的诗文中还有对卢橘、田螺、苜蓿等食物的描写。比如，《公孙橘二首并序》写到：“遵义人家园亭有公孙橘，种自蜀来，枝叶花实皆橘类……”《再叠芥韵答柏容》云：“螺蛤供一餐，啧啧赞且嘬。”神形兼具，写出了吃田螺的乐趣。苜蓿从西域传入中原，后来在南方广泛种植，被称作“金花菜”，烹制为菜品。《寄石阡训导丁敬堂光钊同年》云：“试问夷州新苜蓿，可胜潭首旧芜菁？”就是在对比苜蓿与芜菁（俗称大头菜）哪个更美味。

　　遵义丰富的物产是大自然的馈赠，也是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交织的结晶。莫友芝对田园生活、日常饮食进行文学书写，诗歌充满了烟火气息，既体现出儒家“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的志趣，也继承了陶渊明、孟浩然、王维等诗人寄情山水田园、向往自由的价值追求，描绘出中国世俗生活审美化的文化图景。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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