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平国刻石，又名“刘平国治关亭诵刻石”，是东汉晚期西域地区的一方重要汉文刻石，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拜城县黑英山乡哈拉塔山麓的博孜克日格沟口。

　　刘平国刻石的文字分两处：南为诵文，共8行，每行5至16字不等，记述了东汉时西域都护府下属龟兹左将军刘平国在天山南北通道要塞凿关建城的事迹；北为题识，共3行，前两行各4字，第三行3字。

　　诵文文字为：“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以七月廿六日发家」从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万□羌」石当卑程阿羌等六人共来作列亭得」谷关八月一日始斫山石作孔至廿日」以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子孙永寿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乙酉直建纪此东乌累关城皆」将军所作也」。”题识文字为：“京兆长安」淳于伯隗」作此诵」。”（注：」为分行，□为残字）

　　刘平国刻石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依据拓片可以释读出刘平国刻石诵文的105字，虽有漫漶不清之处，但文句已较为通顺，文意也很清楚，大意为：龟兹左将军刘平国，七月二十六日从家中出发，随从有秦人孟伯山、狄虎贲、赵当卑、万□羌、石当卑、程阿羌等六人，一同来建造列亭与谷关。八月一日，开始开山凿孔，建造工事，至二十日完工。为此作诵词“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子孙”。永寿四年八月甲戌朔，十二日乙酉，刻石纪念。从此向东的乌累（乌垒）关城都是刘平国将军负责建造的。题识意为：京兆尹长安县的淳于伯隗作了这个诵词。

　　因年代久远，铭文中提到的左将军刘平国及六位“秦人”的生平已不可考，但铭文中仍有许多内容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首先，据《汉书》记载，龟兹官员有左右将、左右力辅、左右都尉等，并无左将军，左将军为中央官职。刘平国所任官职的正式名称当为“龟兹左将”，“左将军”应是下属对他的尊称，并非真实官号。

　　其次，随从“秦人”应是指“汉人”。如，《史记·大宛列传》记述李广利攻大宛时使用“秦人”一词，《汉书·李广利传》记述此事使用的是“汉人”。在《史记》的《匈奴列传》和《汉书·匈奴传》中，也多见“秦人”“汉人”互称。此外，随从中的“万□羌”、程阿羌两人的名字中带有“羌”字。两汉时期，河西、西域羌人多取名“某羌”或“羌女”，因此大致可推断此二人为羌人。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于什格提遗址曾出土一枚“汉归义羌长印”，也证明汉代西域地区有羌人活动。

　　另外，刻石时间为“永寿四年八月”，但据《后汉书》可知，永寿四年六月戊寅，大赦天下，改元延熹，因此并没有“永寿四年八月”，当为“延熹元年八月”，这应是龟兹距离中原太远的缘故，《汉书》记载龟兹距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距离东汉都城洛阳就更远，在当年“八月”的时候，改元诏书并没有到达龟兹，所以龟兹仍以“永寿”纪年。但无论“永寿”还是“延熹”，都足以证明这一时期的龟兹使用汉朝年号，尊奉汉朝正朔，服从汉朝统治。

　　刘平国刻石反映出汉朝对西域实现有效治理

　　刘平国刻石上的文字参差不齐，字形大小不一，但笔势飞动，结构遒劲，是标准的汉代隶书，铭文的内容为本地军官与随从在此地修筑防御工事，这说明当时的东汉政权已经对西域地区进行了有效治理。

　　西汉时，汉武帝派张骞初通西域，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设西域都护进行管辖，以郑吉并护鄯善以西南道、车师以西北道，称“都护西域骑都尉”，于乌垒城设都护府，监护西域三十六国，遂为常制。

　　延光二年（公元123年），东汉任命班超之子班勇为西域长史，屯驻柳中城，统辖治理西域。为保护道路交通安全和稽查来往行旅，东汉在西域的交通要道和险关要隘设置城垒屏障。刻石上提到的亭，是秦汉时期地方基层管理机构，在边疆地区主要负责稽查行旅，警备候望，确保道路交通安全。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自汉武帝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桑弘羊等人在给汉武帝的奏对中也提出，要在“轮台以益肯溉田，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西国辅乌孙”。由此可见，刘平国在拜城地区建列亭，是巩固汉朝在西域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

　　刘平国刻石所处的博孜克日格沟口狭窄，两侧山壁陡峭，易守难攻。沿沟谷向北，翻越阿克布拉克达坂，经天堂湖、科克苏河、包扎墩达坂，可抵达今伊犁河流域的特克斯县。这条连通南北疆之间的捷径，史称“乌孙古道”，为汉时龟兹等地北通乌孙的必经之地。在这条交通要道修建关亭，既可有效管理南北疆往来，也可确保丝绸之路畅通。

　　时至今日，在沟口西侧摩崖石刻附近，仍留有多处深凿逾米的石孔，沟东半山岩也凿有石孔，沟口以北不远处有卵石堆积的关隘残存。这些遗迹印证了刘平国刻石文字中“凿山石做孔”的记载，印证了汉朝在西域修筑亭障设施的事实，证明了汉代以后中央政权在西域进行有效管辖的史实。

　　深入挖掘刘平国刻石的重要意义

　　刘平国刻石的发现与研究，与中国近代以来新疆地区的历史沉浮密不可分。清光绪五年（1879年），左宗棠部将张曜率军路经阿克苏，一位名叫施补华的幕僚得知石壁上有残字，便带人前往查看，并制作了拓片，初步认为这是汉代的石刻。施补华在所著《泽雅堂文集》中记载了此事：“阿克苏所属赛里木东北二百里山上，五年夏，有军人过其地。见石壁露残字，漫漶不可识，或以告余，疑为汉刻。秋八月，余请于节帅张公，命总兵王德魁、知县张廷楫具毡椎裹粮往拓之，得点画完具者九十余字。”近代史学名家柯昌泗在《语石·语石异同评》也记载：“固始张勤果公曜驻兵阿克苏喀什噶尔，始访得汉刘平国造乌累关城摩崖，令总兵王德魁携纸墨往拓之，即此石初拓本也。”自此之后，随着该石影响渐大，拓录不乏，学界也对这方刻石抱有极大的研究热情，我们熟知的文史大家，如梁启超、王国维、鲁迅、郭沫若等人，都曾研究过刘平国刻石。

　　这方刻石以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表明：早在汉朝时期，天山南麓地区就已纳入汉朝版图，并实现有效的统治与管理。而这样的历史事实，也必将与刻石一样万古长存，正如刻石铭文所言“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亿年宜子孙”。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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