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7日，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等15家考古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以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19所高校的近百名考古专家、学者，来到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仔细查看一处文物考古遗址，认真听取考古发掘工作者及相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体味唐代西域人曾在这座古城的和谐社会与文化生活。

　　2018年起，中国人民大学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奇台县城东北部一处黄土高台地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和整理工作。随着考古发现的进一步深入，最终确认这处文物考古遗址是唐朝建立的蒲类县城遗址。

　　奇台县作为天山北麓丝绸之路的重镇，素有“金奇台”“旱码头”等称谓。早在汉代，这里建有疏勒城（注：疏勒城，如今吉木萨尔县），唐代设置了蒲类县，清代设置了奇台县。

　　经过5年多时间的考古发掘，这座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唐代县城，终于呈现在了观者面前。从所发掘出的文物遗迹可以看出，这里虽说远离中原地区，但因处在丝绸之路新北道的关键点上，其社会及文化生活呈现出民族融合、多宗教共存、多文化兼容的真实景象，实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历程，再现了丝绸之路各民族在不同文化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蒲类县城的确认

　　奇台县旧称“古城子”。它的名称是怎么来的，建于何时，又是何人所建，许久以来没有人知道。后来，人们在这座废弃的古城发现了大量的唐朝文物，便认定该城建于唐朝，又由于古城的北城墙有一个大土墩，便将这里称为“唐朝墩”。

　　1962年，唐朝墩被列为新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关于唐朝墩，光绪三十四年编制的《奇台地方志》有一些片断记载：“太宗贞观十四年，侯君集讨平南昌，于此置蒲类县，即今古城地。”又说古城北有一座废城，相传是唐朝所筑。古城名即取其义。东、南两方有门，北有土墩，高三丈许，甚坚固。光绪二十一年改建县制，毁西南各其半。

　　《奇台县乡土志》记载，这个古城始建于唐朝贞观十四年，即公元640年，设县于唐长安三年，即公元703年，所设的县正是蒲类县。

　　《旧唐书·地理志》中列举金满、蒲类、轮台三县为北庭都护府之领县说：以上三县贞观十四年与庭州同置。

　　史料记载，蒲类县所辖范围十分辽阔，东抵蒲类海与巴里坤相接，西靠金满，南越天山与高昌为邻，北经沙陀州连接今蒙古国的科布多。若按驿站里程计算，蒲类县管辖范围东西800里，南北可达1700多里。管辖地域虽大，但人口却不多，除县城和一些镇、堡及屯区庄户有人居住外，其余地域皆为一些游牧民族所在的草原荒滩。蒲类县城原由北庭都护府管辖，宋、元时改由别失八里元帅府管辖，明朝永乐十五年，即公元1417年，蒲类县城和别失八里同时废弃。

　　1944年，日本飞机轰炸西安，扬言西进。当时的奇台县政府以唐朝墩目标太大，害怕日本飞机轰炸为由，组织人员强行挖降数米，将原本完整的城墙和土墩挖得残缺不全。从此，唐朝墩便被人彻底遗忘。

　　2018年，考古工作者对唐朝墩进行了为期一年左右的发掘工作，发现这座县城遗址东西宽约341米，南北长约465米，基本上呈长方形，整体规模约为唐代一坊之大小。再结合发掘所见的城内早期遗存及史料推定，他们基本认定，这里就是唐朝北庭都护府下的蒲类县城遗址。该城址始建年代应为唐代，而且，自唐代建成后，这里一直沿用了多年。

　　在这处遗址，考古工作者还考证出唐代、高昌回鹘时期、西辽和蒙元时期4个不同年代的地层堆积。

　　在城内东北角，考古人员在土层下面发现了一个池塘，清理出几枚唐代的开元通宝钱币。没想到，越往下挖掘，清理出来的钱币越多，还都是成串成串的。考古人员初步判断，这可能是当时发生战争或突发事件时，有人匆忙间将钱币埋在了这里，再没有回来取，这些钱币便留到了今天。

　　在这里，考古工作人员从一口废井里出土了一枚兽面纹的陶片。陶片上的图案非人非兽，眼睛、鼻子和嘴巴齐全。这种图案从北魏到蒙元时期，在北方一直很流行。

　　2019年，考古人员在这里又发现了一处唐朝院落遗址。从发掘出来的墙体看，此处院落南北长约38米，东西宽约15米，面积超过500平方米。外墙整体采用减地法，即从生土向下挖掘出地穴式的院落框架后，在内部砌筑房屋隔墙。目前，清理出的南北排列的三大间房址，都是坐西朝东，房址东侧隔墙外的院落部分，挖建有排列有序的方形小隔间，房址和院落被后来在此居住和生活的人，不断重复建设，造成建筑被破坏，无法看清。

　　院落门址位于东侧隔墙的中间部位。在一处地面发现叠压有两层活动面，表明该院落经历过修缮后还一直沿用。房址内发现的多个袋形窖穴，出土了较多具有明显唐代风格特点的陶器，反映出中原王朝与西域边疆地区的紧密联系。

　　宽大的院落，成串的钱币，这些考古遗迹充分表明，当时生活在这座古城里的人们富裕安康。

　　古城中央有一处佛寺遗址

　　唐朝北庭都护府下的蒲类县城，是北丝绸之路和长安至碎叶城，乃至地中海岸的国际通道的必经之地，占据着沿天山山麓南北交通的要冲，是中原与西域往来的重要门户。它作为唐朝北庭都护东路的咽喉要塞，不仅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同时也是驼队物资南来北往运输的重镇。

　　它的建立，是中原王朝对西域有效管控的证明，更是初唐兴盛的象征，对于东西方贸易以及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往来起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向北可与阿尔泰地区相接，向东可直抵蒙古，向南则翻越天山与交河、高昌故城相通，钳制着准噶尔东部的大部疆土。

　　按照一般唐代县城建制规律，县城中央一般会有个钟鼓楼。每日清晨敲响的钟声，唤醒人们开始新一天的生活。

　　考古人员进入唐朝墩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城中心一个遗址中最高大的夯土台基地，引起了他们诸多猜测。

　　2020年9月下旬，考古人员对这个夯土台基地展开发掘工作。夯土台基地北部、东部、南部经发掘清理后，其夯土台基地整体形制布局逐渐呈现出坐西朝东，建筑平面呈长方形，且内外墙构成回廊的平面特征，并露出了外墙以内的青砖面及柱础，北内墙两侧壁面也显现出连续的壁画遗迹。

　　经考古人员多次考证后认定，这个位于县城中心的夯土台基上，是一处唐代始建的前殿后塔回廊式的佛寺遗址。

　　佛寺主体结构东西长约28米，南北宽约15米，内部西侧为覆斗形塔基，东侧为长方形佛殿，佛殿内部墙面有彩绘壁画痕迹，地表残存部分铺面方砖。佛殿东侧前庭同样残存有铺面方砖，并有南北向排列的柱础。从地层堆积、出土遗物、建筑风格等方面均将佛寺的始建年代指向了唐代。

　　2022年，考古人员对佛寺遗址的发掘，进一步明确了它的围墙结构和范围。佛寺围墙为双重墙体，内墙环绕大殿和佛塔一周，东侧留有宽约1.5米的大门，外墙北、西、南三侧环绕内墙，两墙间隔约1.5米，外墙东部则与内墙间留有进深约8米的庭院。

　　一座县城，将佛寺建造于城址中心高高的夯土层上，让人仰望，并历经扩建或修缮，反映出唐代、高昌回鹘时期至蒙元时期佛教在天山北麓的盛行，更反映出当时这里的人们对宗教信仰的笃定与坚持。

　　遥想久远的年代，生活在蒲类县城的人们对佛教十分虔诚，繁华县城中心的这座佛寺，每天诵经声不绝于耳。人们伴随着佛钟诵经，在旺盛的烟火中，度过美好的一天。

　　景教寺院遗址的神秘出现

　　2021年，考古发掘现场转移到发现佛寺遗址的正北方，这是一处几乎与佛寺遗址并列的高地。

　　拂去这处高地表面的砂土，众多残壁和塌毁的堆积物显露了出来。在这些堆积物中，考古人员发现了多处壁画。难道，这又是一处佛寺？随后，他们发现了景教最显著的遗存——赫然出现的墨书“也里可温”榜题和十字架图案。

　　这的确是一处景教寺院遗址。

　　作为国内科学考古人员发掘出来的第一个景教寺院遗址，用“惊人”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景教是唐代传入我国境内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称谓，现代官方名称为东方叙利亚基督教。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发现的景教遗存数量有限，主要分布于叙利亚及以东的伊朗、伊拉克、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地，国内阴山汪古部遗存、泉州和新疆等地也有发现。参考国外考古资料，景教寺院遗址多由教堂、图书馆、厨房、寝室、墓地等部分构成，其中，教堂又多包括庭院、水井、祈祷室、洗礼堂、壁柜、祭坛、壁龛、圣器室、圣餐室、讲台、殉道厅等结构。

　　2021年发掘的主体建筑遗址，即是以中殿为核心的教堂建筑，在主体建筑外围，仍有其他附属建筑，可能包含了更多的功能分区。发掘出的寺院遗址为坐西朝东、前殿后塔回廊式建筑。2022年主要发掘的是景教寺院遗址的生活区和围墙结构，进一步探明了这处宗教遗址的情况。2023年，他们又发掘出该寺院职位最高人员所居住的房间及密室遗址。

　　清理出的景教寺院遗址主体建筑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约32米，南北宽约24米，墙体向东仍有延伸。主体建筑由结构较为相似的南北两组空间构成，自西向东依次为长方形中殿、高于中殿活动面的祭台以及南北三间一组的房间。其中北组建筑保存状况较好，南组建筑东南部存在较多晚期改建的现象。建筑墙体多由土坯垒砌，墙体表面以黄褐色胶泥抹平，再以草拌泥和细泥制作地仗层，部分墙面地仗层上保存有白灰面和壁画，坍塌和脱落现象较为严重。

　　北组建筑中殿中部清理出一处高台建筑遗址，形制较为特殊，平面近长方形，东西长约5.5米、南北宽约4米、高约2米，主体由土坯垒砌，顶部向外出檐，南侧台檐保存稍好。

　　高台西面中心为壁龛结构，宽约1米，深约0.3米，壁龛两侧为对称的两根装饰柱，柱体建于长方形土台之上，壁龛中心底部有一八边形台座，直径约0.45米。墙面残留有白灰和壁画痕迹，但被抹泥覆盖，无法辨认壁画的具体内容。

　　高台东面南北两侧各砌有一根七棱柱，底部宽约1.4米，顶部宽约0.9米。北侧柱体底部残存有壁画遗迹，高台东面中央为可登至顶部的台阶，宽约0.7米，台阶两侧墙体上均有壁画遗迹，壁画顶部为泥条贴塑的文字，呈对称分布，其中南侧壁画保存状况稍好，北侧壁画已整体脱落，画面内容为骑马的圣像，画面留有明显人为切割破坏的痕迹，两侧画面底部均建有高约0.4米、宽约0.3米的长方形土台。

　　高台南北两面结构对称，东西各2个套框，深约2厘米，外框为长方形，宽约0.8米，内框下部为长方形，上部为尖拱形，宽约0.5米，部分套框内留有墨书回鹘文榜题。中央为一个南北连通的拱形门洞，内部被碎土坯块填实。

　　祭台南北长约10.8米，东西宽约2.1米，高约1米。祭台西侧立面残存有白灰和壁画痕迹，立面中部、中殿两道基槽之间垒砌二层台，高约0.35米，深约0.15米。祭台东侧为房间外墙，墙体残高约1.5米，有晚期改建修补痕迹，墙面下部保存有部分壁画遗迹，内容基本为人物的下半身和画框底部装饰纹样，多着黑靴，部分人物鞋底绘制有红色莲花纹饰。

　　考古人员在这处景教寺院遗址中发掘出种类丰富的遗物，主要以陶器、瓷器、骨器、金属器、石器为主，另有少量玻璃器、贝饰、琉璃器和玉器、珠饰、铜抽屉拉环等用器。其中最重要的发现，就是大量珍贵的壁画遗存和少量带有墨书文字的建筑构件。

　　考古人员还在这处遗址内清理和提取壁画遗迹400余块，色彩以红色和黑色为主，另有橘黄色、黄色，并有少量蓝色，同时发现有贴饰金箔片、石珠等饰件的壁画残块，内容以人物形象为主。由于墙体坍塌严重，多仅保存人物的下半身，坍塌堆积中清理出的壁画残块，以人物、植物、服饰、纹饰等图像为主，同时发现数个可辨识的人像面部，此外，柱体南面近高台东墙处发现有墨书回鹘文“也里可温大人”榜题，以及十字架、权杖、棕枝等具有显著景教特征元素的遗存。

　　这处遗址内所发现最完整的一幅壁画，是在北组中殿高台东面南侧的墙体上。它整体宽约0.8米，高约1.4米。画面主体为一位骑马的圣像，人物身着华服，饰有飘带和铃铛，头部绘制背光，卷发，戴祥云十字架帽冠，身体右侧握有红色权杖，权杖头仅残存下部，与帽冠所绘十字架表现形式相同，所骑是枣红色马，手拉缰绳。画面中另绘有莲花、绳结等装饰纹样，整体画风精细华美。结合画面内容和北侧棱柱上墨书回鹘文“也里可温大人”的榜题，考古人员推测壁画表现的内容可能为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故事。

　　在北组中室西墙北侧壁画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多组供养人形象。画幅均较小，其中大部分壁画虽然色彩简单，但其服饰、发饰、人物形态等特点，与北庭高昌回鹘佛寺、柏孜克里克石窟、吐峪沟石窟等新疆其他地区发现的高昌回鹘时期供养人形象基本一致。另在画面边缘和空隙处，发现多组尺寸较小、线条简单、绘制粗糙的供养人形象，头部均未戴帽冠，疑为髡发。根据画面的层位关系，这些供养人形象的绘制年代要晚于画面主体和高昌回鹘时期供养人形象，可能与西迁的契丹人相关。

　　根据以上层位关系和出土遗物，考古人员判断，此建筑遗存自唐代始建后历经多次修缮和扩建，目前保留的主体应为高昌回鹘时期，高昌回鹘晚期曾遭受人为破坏，至元代在原址基础上进行修复重建，至14世纪再次由于人为破坏而废弃。

　　再看壁画上的人物，形象丰腴饱满、笔触圆润柔和，与唐代绘画中的人物风格和绘制技法相似，体现出高昌回鹘对唐代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同时，壁画题材既有与佛教相似的供养人、祥瑞纹样等内容，也有独具景教特色的十字架、权杖等元素，充分表明丝绸之路东西文化的交流、融汇与创新。

　　这些考古发现，让今天的人们感受到这个古丝绸之路新北道上的交通枢纽之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景象，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多民族大一统的格局已经形成。在这里，既可以听到蒲类县城中佛寺曾经不绝于耳的诵经声，又可以看到城北景教寺院独具特色的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安居乐业，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自足祥和。

　　唐代蒲类县城融合兼容的生活

　　2018年的一天，考古人员揭开位于蒲类县城唐朝墩遗址东北角一处地表土层，发现成排的砖砌支柱和排水沟，如此少见的建筑物遗迹令他们大为震惊，经过多次考证，他们最终确认：这是一座颇具规模的洗浴场遗址。

　　这个洗浴场遗址整体规模约400平方米，有较清晰的火道、烟道、支撑柱、灶址、水井、排水沟等结构。其建筑风格明显受罗马式浴场的影响，在国内发现数量较少。

　　洗浴场遗址距离唐代蒲类县城东城墙很近，墙外正好是水磨河，水位很高。考古人员在洗浴场遗址的西北角扩大发掘面积时，发现了两口深达10米以上，直径在2米以上的深井。以此推测，古人们以一口深井提供洗浴场用水，而另一口深井，则纯粹是为及时排除洗浴场内废水而开挖的。

　　经考古人员进一步深入发掘，洗浴场遗址的整体结构完全展现了出来。它由中心部位的砖砌主体建筑、东侧相接的土坯建筑和北侧中心的灶址及左右两端的水井等相关遗址共同构成。砖砌主体建筑位于洗浴场遗址的中心，平面近方形，南北长约12米、东西宽11.5米，现存高度0.5至1.1米。洗浴场遗址内部以砖墙分隔，按方位可划分为9个区域：中心区域为八边形，其余8个区域两两对称，平面均近方形。外围墙体四壁向上共开5个出烟口，其中西壁中部和北侧各1个，其余3壁各1个。

　　洗浴场遗址为半地穴式结构，由上下两层建筑空间构成。下层基础部分位于原地表之下，为烟道和供热的基础建筑空间，东侧多有破坏，西侧保存状况较好。上层建筑基本位于原地表之上，为洗浴场使用的活动空间，大部已坍塌无存，仅西南角保存有高约0.4米的墙体和黑灰色建筑材料抹出的覆盖层。

　　这种下层以砖砌支撑柱为支架，将建筑分为上下两个封闭空间的建筑方式，在古罗马时期的《建筑十书》中称之为“挑空式地板”。即利用支撑柱构建洗浴场的地下供热系统，在使用时炉灶燃烧的烟火可以通过支撑柱之间的烟道在洗浴场下层流动，形成“地热”，用以维持洗浴场上层洗浴空间的温度。

　　砖砌的主体建筑是洗浴场的洗浴区。东北、东南两个空间可能为更衣室，北部可能为洗浴场的热水室，西南空间可能为冷水室，中部空间遗迹与相连的东部、西部和南部空间可能为温水室。西北独立空间烟熏痕迹最为显著，可能为洗浴场的热水室或桑拿、蒸汽室，其东侧烟道有被碎砖封堵的现象，该空间在使用过程中也可能后来改为了冷水室。

　　考古人员在洗浴场遗址多个位置采集了碳十四测年样本，校正后的碳十四测年结果最早为公元890至公元982年，最晚为公元1247至公元1287年，洗浴场内出土的器物也与唐朝墩遗址其他发掘区出土的高昌回鹘至蒙元时期遗物一致。由此考古工作人员确定，唐朝墩浴场遗址最初营建于公元10世纪高昌回鹘时期，至13世纪蒙元时期曾被改建沿用。

　　据悉，西方的洗浴场建筑最早出现在古希腊，至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共和时期，已在地中海沿岸地区普遍分布。罗马浴场最显著的特点即“挑空式的地热系统”，该结构能够有效保障洗浴场内的温度。

　　唐朝墩洗浴场遗址在形制布局、建筑技艺等方面具有浓郁的古罗马风格，而洗浴场出土的各类遗物、墙面的装饰彩绘等又明显具有中原和本地特征，反映了东西方建筑传统和技艺在丝绸之路上的交融与创新。

　　洗浴场遗址规模较大，建筑规格较高，沿用时间较长，其间又历经多次修缮，作为城市公共洗浴场的可能性较大。由于唐朝墩洗浴场遗址地处欧亚草原内陆地区，夏季炎热，多大风天气，冬季寒冷，无霜期较短，在这种气候条件下，建设公共浴场就显得合乎情理：一方面可满足县城居民日常清洁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供往来旅人沐浴休憩。从中看出，高昌回鹘至蒙元时期，这里的人们对洗浴有多热爱。

　　高昌回鹘时期，佛教、摩尼教和景教等多种宗教盛行，而洗浴往往与宗教活动息息相关。唐朝墩浴场遗址内出现的佛寺、景教寺院都与洗浴场相距不远，可以想见，在这里洗浴完毕的人们，又匆匆赶到寺院追随自己内心的信念。

　　5年多的考古发掘，虽说发掘出来的面积并不大，占不到整个城址面积的十分之一，却为我们展示了唐朝时期这座远离中原王朝，位于丝绸之路北道上的小城里人们的文化与生活面貌。可以想见，生活在天山以北，荒漠边缘小城里的人们，住在宽敞气派的庭院里，生活富裕，自给自足。这里，有古罗马式的公众洗浴场所，有佛寺，距它们不远的地方，还建有来自西方的景教寺院……

　　作为丝绸之路新北道东端的一处重要城镇，唐朝蒲类县城的考古发现，反映出丝绸之路既是经贸往来的通道，也是思想文化传播的通道，更是古代不同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通道。它们兼容并蓄、协调共存，早已成为当地多民族发展历程中的轴线和底色，充分展现了丝绸之路新北道文化交流交融的繁荣景象，以及中华文明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

• 前一则: 吉金辉映文化交融画卷
• 后一则: 一起来，欢度火把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