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一个高峰期，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和中原的农耕民族充分接触、密切交流、互相学习，推动了文化艺术的蓬勃发展，在绘画题材上也不断花样翻新。这一趋势下，善于体现游牧民族生活和形象的番马画受到人们的喜爱，唐、五代直至两宋都十分流行。《东丹王出行图》即是唐宋之间番马画的精品代表作。

　　《东丹王出行图》为横幅画卷，绢本设色，纵27.8厘米，横125.1厘米。画中绘有六个人、七匹马，悠然前行。人物姿态各异，或瞻望、或顾盼、或交谈。其中三人披发、三人束发，均戴耳环，着圆领窄袖长袍。他们的马匹则丰肥健硕，步态矫健。而且，每匹马的耳部都有豁口，符合游牧民族马耳剪口的习俗。画卷正中一人服饰华贵，头戴高冠、着红色鸾凤龟纹袍，其所骑马匹戴红缨辔饰，鞍鞯精美，障泥饰祥云图案，此人就是画面的主角东丹王。在画卷之末有无名氏题款“世传东丹王是也”，书风近似宋高宗赵构。整幅画敷色华丽古雅，人马比例结构准确，笔法细腻精良，有北宋宫廷绘画之风。画中的构图布局前后呼应，疏密相间，人物和马匹的动态形成—种微妙的行进韵律，又颇具唐代风韵，可与唐代名作《虢国夫人游春图》相媲美。

东丹王出行图（局部）。　作者供图

　　画中的东丹王，名耶律倍（899—937年），小字突欲（音译，也可译成图欲、托云），契丹人，辽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的长子，东丹王是他在契丹时的封号。他从小熟习中原文化，后来更是来到中原，在后唐为官。后唐明宗为其赐姓东丹，名慕华，后来又赐国姓李，名赞华，意即赞慕中华。他也是唐、五代之间擅长番马画的著名画家之一。他的人生可以说是一段鲜活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

　　宋代的画评家黄休复在《五代名画补遗》中说东丹王赞华是“善画马之权奇者。梁、唐及晋初，凡北边防戍及榷易商人尝得赞华之画，工艺精致，至京师，人多以金帛质之”。又说他：“骨法劲快，不良不驽，自得穷荒步骤之态。”宋代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说东丹王“善画本国人物鞍马，多写贵人酋长，胡服鞍勒，率皆珍华。然而马尚丰肥，笔乏壮气”。刘道醇则在《圣朝名画评》中说他画番马“得其骨”。

　　综合以上记载，东丹王的画作精美写实，不但闻名契丹，也受到五代至宋上层社会的追捧。北宋皇帝很喜欢他的画，据《宣和画谱》记载，宋朝的宫廷秘府中收藏有他的画作十五幅，可惜这些作品现在已经失散殆尽。今天所看到的作品都是相传为他的画作，例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射骑图》、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射鹿图》等，而其中品质最为上乘的就是这幅藏于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的《东丹王出行图》。这幅画的作者究竟是谁，目前学界尚在讨论，如果真是东丹王自己所画，那么这就是一件自画像式的作品了。通常认为，这幅画虽与世传东丹王“马尚丰肥”“骨法劲快”“工艺精致”的画风相符，但精美程度不似五代之作，而更近似北宋院画之体。不过，画中六人，三人衣冠发式近契丹，另外三人近汉人，确实符合辽朝“因俗而治”的政治制度。《辽史·百官志一》记载：“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辽太宗时期，在服制上，皇帝与南班汉官穿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则按契丹服制。由此可见，无论这幅画的作者是谁，其内容确实是对东丹王出行场景的真实记录。

　　画中的东丹王戴冠披发，端坐马上，气质雍容端庄，神色却凝重郁然，若有所思。他自幼聪敏好学，文武双全，深得辽太祖器重，十八岁时就被立为皇太子。耶律阿保机西征时，将他留在京师管理国中事务。契丹东讨渤海国时，他出谋划策，冲杀在前。耶律阿保机攻下渤海国之后，将其改名东丹国，耶律倍被封为东丹国之主，号为人皇王。

　　根据《辽史》记载，东丹王耶律倍除了擅长绘画之外，还“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焫之术，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辽史》还记载，辽太祖接受他的提议，辽国敬神以孔夫子为先，建立孔子庙，由他主持祭祀。

　　然而，辽太祖死后，萧太后支持次子耶律德光继位，东丹王耶律倍自己提出让位于弟，后来在萧后和耶律德光的排挤下，耶律倍便“载书浮海”避之后唐了。虽然后唐明宗以天子的礼遇接待了他，但他终究未得到重用。明宗去世后，耶律倍被后唐末代皇帝李从珂杀害。画中东丹王那忧郁的神色，可能正是他被迫离开辽、投奔中原时心境的写照。

　　作为唐朝的边疆地区之一，契丹地区各方面深受中原文化影响。辽政权存续期间，其社会上层至民间，擅长中原诗词、工绘画者不在少数，其中以东丹王耶律倍为翘楚。从东丹王耶律倍的人生经历中，可以看到契丹传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互通与交融。而这幅《东丹王出行图》，以唐人风韵、宋人笔意画契丹人马，精妙准确，反映出两种文化的深度融合。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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