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宋夏金元时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空前活跃的时期，契丹、女真、党项、蒙古等民族文字的创造正是这一时期文化交流的产物。文字的创造极大推进了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随之开展的译书活动又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深入。

　　据《辽史·文学上·萧韩家奴传》记载，辽兴宗时，史官萧韩家奴通晓辽、汉文字，“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唐代马总撰《通历》是一部编年体通史，上起太古，下讫隋末；唐代吴兢撰《贞观政要》记唐太宗君臣论政，为世所重；《五代史》当指北宋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这三部书在当时可谓贯穿古今，历代兴衰成败约略可见，由此可以看出萧韩家奴的良苦用心。

　　20世纪初，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发现了大量西夏文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西夏文翻译的中原经史著作，包括《德行集》《德事要文》（《贞观政要》西夏文节译本）《十二国》等。

　　金朝的译书事业尤具规模，专门设立译经所。史载，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译经所译《易》《书》《论语》《孟子》《老子》《扬子》《文中子》《刘子》及《新唐书》。金世宗完颜雍对宰相说：“朕所以令译《五经》者，正欲女直（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耳。”这段话反映出金世宗对儒家思想的认同，希望通过翻译儒家经典，使女真人都能明白仁义道德之理。

　　元朝延续了辽、西夏、金三朝的译书事业，并且有了新的发展。元朝所关注的中原典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君臣讨论治国安邦及为君之道，如《尚书》《贞观政要》《帝范》《大学衍义》等；二是总结历史经验，如《资治通鉴》《通鉴节要》等。值得关注的是，元世祖、元仁宗、泰定帝都提出了翻译《资治通鉴》的要求，《贞观政要》也为累朝所重视，屡次翻译。

　　辽、西夏、金、元以本朝文字翻译中原典籍之举，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从所译之书来看，《尚书》《春秋》《史记》《汉书》《贞观政要》《新唐书》《资治通鉴》是最受重视的著作。这既表明这些著作的影响力之大，也表明当时各地各民族交融之深，突出表现在不同政权统治者治国理念的变化。如，《辽史·马得臣传》记载，马得臣博通古事，曾任翰林学士，见辽圣宗耶律隆绪阅读唐朝皇帝本纪，他就摘录其中值得效法的地方供皇帝参考。辽道宗耶律洪基在位时，为给皇太后贺寿，作了一首题为《君臣同志华夷同风》的诗（其原作已佚），懿德皇后萧观音附作《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应制》曰：“虞廷开盛轨，王会合其琛。到处承天意，皆同捧日心。文章通蠡谷，声教薄鸡林。大寓看交泰，应知无古今。”诗中的“虞廷”“王会”指的是虞舜、西周王朝，“蠡谷”“鸡林”指的是少数民族政权，诗文歌颂辽朝文教远播，与中原王朝并无二致。这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政治风尚和历史走向。

　　金朝君臣熟读中原史书，且多有讨论，各有受益。《金史·熙宗本纪》载，金熙宗完颜亶对侍臣说：“朕每阅《贞观政要》，见其君臣议论，大可规法。”继而从唐太宗君臣的政治风范，说到唐朝几代皇帝的得失，并涉及对周成王和周公的评价，足见其君臣对中原王朝统治经验教训的重视。金世宗、章宗亦如此。金世宗曾说：“朕于圣经不能深解，至于史传，开卷辄有所益。”金朝皇帝的这些认识和措施，反映了当时历史文化认同的深度，这种认同必然对当时的社会实践活动产生深远影响。

　　元朝时期，民族交融进一步加深，中原政治文化传统对元朝统治集团有极大的启示和吸引力。著名学者元明善上奏《尚书》译文，获得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称赞：“二帝三王（泛指上古帝王，‘二帝’指唐尧、虞舜，‘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或周武王）之道，非卿莫闻也。”可见他对 “二帝三王之道”的推崇。《元史·仁宗纪》记载，元仁宗阅《贞观政要》，对翰林侍讲阿林铁木儿说：“此书有益于国家，其译以国语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诵习之。”他还称赞《大学衍义》：“治天下，此一书足矣。”此言虽有所夸张，但的确反映出元仁宗对中原典籍的深刻理解与重视。元英宗硕德八剌对《大学衍义》的评价，同元仁宗大致相仿，称赞“修身治国，无踰此书”。这些评价反映出元朝最高统治者对史学、对历史经验的重视，同时反映出对中华历史文化的认同在不断加深。

　　辽宋夏金元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比南北朝时期有了更大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一些少数民族创造发明了本民族文字，这本身便是对文明的一大推进；注重译书，中原典籍广泛传播，增进了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统治集团重视对中原典籍的研究和学习，汲取政治智慧，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显示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理性上的提升和情感上的密切。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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