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古称岱宗，主峰在山东省泰安市北部，海拔1545米，是五岳中的东岳，并以“五岳之首”的盛名称誉古今。泰山山势磅礴，雄伟壮丽，历史悠久，历代君王封禅祭祀，文人墨客吟咏题刻，留存的文物古迹众多，被誉为中国文化史的一个局部缩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

　　泰山不仅是一座自然山、风景山，更是一座政治山、信仰山、文化山和精神山，自然风光与人文内涵相得益彰。今天，讲好泰山故事、传播好泰山文化，对于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政治山”——中华历史的局部缩影

　　东岳泰山，堪称历代王朝治乱兴亡的一个晴雨表，记录千载沧桑的一卷历史石书。泰山早在中华文明初肇时便已凸现于历史舞台，此后绵延数千载，其文明传承未曾中断，故清代史家阮元有“史莫古于泰山”之说。

　　据史料记载，远古时期的泰山一带，气候温暖，草木繁茂，成为先民繁衍生息的乐土。泰山崇拜最早兴起于发祥于此的东夷人部落，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遗存中的“日火山”陶文图案，被确认为东夷大山崇拜的标志。在此后的岁月中，随着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泰山信仰的影响也持续扩大。

　　泰山作为“政治山”的重要彰显，即帝王封禅。“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这是《史记·封禅书》开篇对封禅大典的诠说。按照史家的解释，封禅是融政治与信仰为一体、用以沟通天人之际的国家祭祀大典。所谓封，就是在泰山之巅筑坛以祭天；所谓禅，便是在泰山下小土丘上设坛祭地。相传远古时曾有黄帝等72位君主到泰山进行封禅活动，后世帝王为了宣扬其受命于天、功德卓著，相继举行封禅大典。

　　秦王朝的祖根嬴秦部族（属东夷一系）源起于泰山，因此秦始皇在统一六国后，选定泰山作为大一统王朝封禅告天的圣山。公元前219年，举行封泰山禅梁父的旷世大典。同时在岱顶竖立代表秦文化理念的石阙，设置专司泰山工程的泰山司空，并立石以颂秦德。泰山作为中国名山的代表，在大一统王朝中首次得到确认。历史上，先后有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6位帝王东封泰山。“五岳”这一制度便是定型于西汉，汉宣帝时将泰山列为“五岳之长”，此后历代王朝基本都延续着这一规制，如唐玄宗加封泰山神为“天齐王”，宋真宗先后加封其神为王、为帝，明孝宗在御制《东岳庙碑》中礼赞泰山为“群岳之长”。

　　元明清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发展的重要阶段，其中，元朝和清朝虽为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政权，但皆将崇祀泰山列为实行汉法内容之一。元代忽必烈的幕僚郝经曾创作《泰山赋》，其赋通过铺陈扬厉的辞笔，将泰山与海内诸山遍作比较，将泰山推为国中第一名山；更以“中华正朔，建极启元”的非凡之辞，将泰山视为中原文明的总体象征与具体代表，这是对泰山文化内涵的深入揭示。清政府始入北京，即立祭岱之制：“岳镇海渎所在地方，有司以春秋仲月诹日致祭，祭东岳泰山于泰安州。”清圣祖康熙、清高宗乾隆更是接踵东巡，恭祀泰山，前后共达十余次之多。有清史专家提出，康熙皇帝的南巡盛典乃发端于泰山巡狩，“起因于清朝基本完成国家统一，适逢甲子年，仿照《尚书·舜典》圣王泰山巡狩之举……首次南巡也只有同东巡联系起来考察，才能彰显出历史意义”。

　　历代帝王借泰山的神威巩固其封建统治，而泰山又因封禅告祭被抬升到神圣的地位。正如郭沫若在《读随园诗话札记》中所言：“所谓东方主生，帝出乎震，于是泰山便威灵赫赫了。自秦汉以来的历代帝王封禅……因此谁也不敢藐视泰山了。”

　　通观泰山在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历史变迁，其与国家政权关系之密、历史延续之长、社会影响之大，确实是其他诸山难以比肩的。特别是自元明清以来，泰山信仰开始走出中原一域，进入边疆民族地区生根发芽。从泰山信仰在中华各民族中传播的历程可以看出，泰山信仰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及民族文化融合息息相关，泰山也因为体现各民族共同的文化信仰，而成为各族共瞻的中华民族之山。

　　“信仰山”——中国传统信仰的会通交集

　　中国传统信仰以儒、释、道影响最大，而泰山堪称三教相通相融的典范。

　　孔子与泰山，儒家文化与泰山文化，有着难以割断的血脉联系。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被认为是孔子借泰山的至高无上而抒发自己高瞻远瞩、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理想。儒家另一位圣哲孟子，人们称他有“泰山气象”，认为孟子的人格精神富有泰山的岩岩之势。如今在邹城孟庙之中，有一座石牌坊，上面书写着“泰山气象”四个大字，正是出自这一典故。

　　泰山是道教三十六洞天之一。因道教“天人合一”的理念与帝王封禅的初衷非常契合，因此深受秦始皇、汉武帝等的推崇。唐朝时，李唐王朝将老子当作自己的祖先，在泰山为其敕造老君堂，并敕封号为“太上玄元皇帝”，唐、武周七帝曾先后在泰山岱岳观中修斋建醮。金元时期，源于王重阳在山东创建全真道，道教在泰山迎来鼎盛。

　　佛教在东晋时传入泰山，北齐时有人在泰山之阳刻《金刚经》，至今犹存，是泰山珍贵的佛教史迹。隋唐以后，泰山佛教进入鼎盛时期，灵岩寺被誉为“天下四大名刹”之一，佛教徒还在岱阴大举雕制摩崖造像，留下了许多艺术珍品。明清时，高丽名僧满空、诗僧元玉曾先后主持泰山寺院，重整殿宇，一度使泰山梵香四起、伽蓝毗邻。

　　古代泰山三大主神——东岳大帝、碧霞元君、泰山石敢当，深入人心，影响遍及北方乃至全国，并由此产生了种种民间风俗。历史上围绕东岳庙定期举行的群体祭祀活动，称为“东岳庙会”。庙会最早可追溯至西汉，北宋时期逐渐成为影响巨大的民俗节日，种种庙会活动与风俗也不断产生，最为闻名的当属《水浒传》中所描写的“岳庙打擂”。明清时碧霞元君信仰广传北方，深入民间，并由此形成大规模的泰山香社，参与人数众多、地域渐广。清初白话小说《醒世姻缘传》便以生动的笔触，描摹了当时山东妇女结社登山进香的场景。

　　泰山另一著名民俗信仰当属“泰山石敢当”，这是民间以镇石驱邪、禳解方法之一，其名源头可追溯至西汉史游的《急就篇》。最初的“石敢当”镇石风俗源于福建，之后由闽中向北方传播。整合后的“泰山石敢当”风俗广布各地，其影响力远超原来单一的“石敢当”，五字碑铭也取代三字之石，成为镇石镌文的主流。而且“石敢当”还由一方灵石逐渐人格化，变成一位威灵赫赫的“石将军”。“石敢当”信仰演变的过程，也是其日渐被纳入泰山信仰文化的过程。

　　“文化山”——中华艺文的丰富展示

　　泰山不仅为帝王僧道们所崇拜，也为历代文人学者所仰止。泰山题材的文学创作，自先秦业已问世。“泰山岩岩，鲁邦所詹”，这一最早专咏泰山的诗句，出自《诗经·鲁颂·閟宫》。此后西晋陆机的《泰山吟》、南朝宋谢灵运的《泰山吟》、东晋女诗人谢道韫的《泰山吟》等，都是吟岱名篇。唐代泰山文学呈现高峰，杜甫赋《望岳》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气魄雄伟，境界高远；李白所作《登泰山》中“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以飘逸诗笔生动状写了泰山奇丽景象。此后的宋人欧阳修、米芾、赵明诚，金元人党怀英、王恽、郝经、贾鲁，明清人李东阳、王世贞、钟惺、施闰章、王士禛、纳兰性德、袁枚、姚鼐、康有为等都曾登览泰山，留下了浩若烟海的颂岱诗文。

　　在艺术领域，泰山的雄奇吸引了众多画家的目光，他们挥洒丹青，创作了大量的泰山题材画作。元明之际王蒙的《岱宗密雪图》，明代叶澄的《泰山图》，清代李世倬的《对松山图》、罗聘的《登岱图》等，都是传世名作。同时肇兴的还有泰山壁画创作。唐李隐《大唐奇事》记有泰山人廉广“于壁上画鬼兵百余”之故事，说明唐时壁画在泰山已多有绘制，至今岱庙大殿还留存有古代壁画杰作。此外，在石窟造像、雕塑等方面，也多精工妙品。如灵岩寺四十尊宋塑罗汉像，被近代梁启超誉为“海内第一名塑”，其技艺为后世叹为观止。泰山石刻中秦《泰山刻石》、北齐《泰山经石峪金刚经》、唐《纪泰山铭》等，都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崇高地位。泰山戏曲演艺活动，始于东岳庙会中的祀神演出。金元之际，戏曲作家、散坊散乐、民间艺人多趋地于东平，不仅为泰山戏曲注入活力，也促成元杂剧的大繁荣。

　　泰山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是世界了解中华民族的重要窗口。泰山与世界发生联系，最早可追溯到西汉时期。随着唐宋时期对外交往的不断拓展，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使节来到泰山参加封禅大典。在盛唐两次封禅中，都有日本、印度等数十邦国的使节与会；宋代封禅时，更增添了来自阿拉伯半岛与东南亚印尼等国的商人队伍。与此同时，还有大批国外僧众远涉关山，前来泰山弘传佛法。随着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泰山的名字更是传遍了西方。近代以后，大批欧美人士奔赴泰山，访古览胜，并对泰山文化从不同角度展开了深入且广泛的探讨，如德国汉学家卫礼贤在所著《中国心灵》中称泰山是“中国的奥林匹斯山”等等。

　　而在当今世界，泰山以其承载的璀璨文明，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目光。1987年，泰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一个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泰山遗产作了高度评价：“泰山把自然与文化独特地结合在一起，并在人与自然的概念上开阔了眼界，这是中国对世界人类的贡献。”

　　“精神山”——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识

　　泰山与中华民族情感、民族意志、民族心理的形成息息相关，其山之精神特征——如博大、宽容、安定、崇高，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识。“泰山精神”被视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大致可归纳为五个方面：

　　“会凌绝顶”的攀登意志：泰山拔地通天的巍然雄姿，激发了人们登攀向上的渴求。有人说：泰山之壮美，尽在攀登中。正是在不断攀爬的过程中，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实现；攀登中获得的感受，促使人们努力进取，自强不息。对此古今哲人都有大量的论述，从孟子的“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尽心上》），到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邹善的“频语鲁诸生，万仞在自力”（《登泰山》）、朱节的“大观荡尘襟，敢辞登陟艰”（《登东岱初出北门次范苏山韵》）等等，都精辟地揭示了这一主旨。在泰山沿途景观的历代题刻中，不少也是昭示攀登主题的：红门有“登高必自”，快活三有“从善如登”，十八盘有“上天梯”“亦可阶升”“共登青云梯”，大观峰有“登峰造极”。当代文学作品中塑造的吃苦负重、脚踏实地的泰山挑山工，更成为展示攀登精神的具体形象。

　　“重如泰山”的价值取向：由于泰山给人以凝重、稳重的视觉感受，在古人“君子比德”的思维下，泰山就成为某种高尚人格的象征。汉代史家司马迁便发聋振聩地提出“人固有一死，或重如泰山，或轻于鸿毛”（《报任少卿书》）。这一譬喻成为中华民族衡量人生价值的一个标尺，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国家、民族而奋斗献身。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又引申此义，称“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赋予泰山精神以时代内涵。

　　“不让土壤”的博大胸怀：泰山文化在形成中，广泛吸纳了各区域、各民族、各宗派的优秀文化，呈现多元色彩。秦李斯《谏逐客书》中“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正是对这一文化特色的生动概括。民国邱山宁之《泰山赞》诗：“泰山何其雄，万象都包容。泰山何其大，万物都归纳。泰山何尊严，万有都包含。一切宇宙事，皆作如是观！”更是高度礼赞了泰山包容万物、博大虚怀的气象。

　　“捧日擎天”的光明追求：对泰山日出的无比崇拜，是中华民族追求光明的集中体现。在古东夷文化中，东方崇拜与太阳崇拜便有显著的地位。由于高山之巅距日轮最近，是最先观看到日出的地方，所以在先民观念中，山岳与光明紧密相连。泰山日出观念正是此一信仰的遗存，体现了中国太阳崇拜与东方崇拜的思想精髓。这种对光明的向往，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人。

　　“国泰民安”的美好寄托：泰山“雄重盘礴”的山体，自古以来就是稳定安宁的象征。汉代淮南王刘安之《上武帝书》中云：“天下之安，犹泰山而四维之也。”由于“泰”字除训有“大”意外，也包含“安”意，古代“治而通”的政局也称之为“泰”。由实及名，泰山遂进而成为体现“国泰民安”这一民族价值观念的最佳载体。泰山之下所置州府，均循此意而命名为“泰安”，泰山极顶也由此而得名“太平”。大观峰上明清人题勒“与国咸宁”“与国同安”，都正切中泰山文化的这一精髓。

　　当然诸家概括的泰山精神并不限于此，其他如担当精神、挑夫精神、和谐精神等，也都是泰山文化特质的体现。

　　泰山，中国重要的文化符号，它所蕴含的文化和精神内涵，已深深植入中国人心中。正如哲学家任继愈先生所言：“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泰山则是精神家园！”

　　（作者系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教授、山东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泰山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