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片平均海拔4000米左右的土地上，人类生存繁衍、文化诞生和文明进步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考古学所提供的实物资料来加以印证。我国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而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是在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都没有文献可据，所以考古学的参与尤为重要。那么，西藏考古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究竟具有哪些方面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又提供了哪些科学证据呢？

　　证明高原史前人类具有与中原文化相同的文化基因

　　最新的考古学证据显示，至少在距今约5万年前，青藏高原已经有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在此生存，藏北尼阿底遗址便提供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有地层依据的重要考古证据。四川稻城皮洛遗址是“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它处于青藏高原东麓，距今约15万年，与青藏高原史前人类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些高原旧石器时代的遗存，显示出文化的多元性特征，从中可以明显观察到华北旧石器、南方旧石器工艺的传统。虽然对于这些早期踏上高原的人群是通过何种途径、以何种方式进入高原等问题还需进一步探索，但这些遗存与中国北方和南方旧石器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已经得到证实。

　　在距今约5000年的西藏昌都卡若遗址中发现的遗存，反映出与黄河、长江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若干相似的文化因素。例如，遗址中出土的农作物为粟类；遗址半地穴式的红烧土房屋、彩陶花纹、陶器造型等与黄河上、中游地区的原始文化具有可比性；陶器纹饰以刻划纹为主，与金沙江流域的云南白羊村、元谋大墩子出土的陶器装饰手法相似；尤其是陶器器形中发现的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的“双体兽形陶罐”，更是在黄河上游及川西北、滇西北史前文化中均可见到。这些文化因素和黄河、长江上游的史前文化，都保持着相同的发展节律和相似的文化基因。

　　勾勒出西藏古代文明发展的基本轨迹与发展趋向

　　进入文明时代以后，西藏考古发现大体可以分为早期金属时代（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公元7世纪以前西藏各小邦时期）、吐蕃王朝统治时期（公元7至9世纪）两个发展阶段。

　　西藏在早期金属时代的遗存主要有石丘墓（包括石棺葬）、洞室墓、大石遗迹以及大量动物形纹饰的古代岩画等。这些考古遗存与我国北方草原、西南山地等古代民族的考古学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少学者研究指出，这个时期西藏高原流行的石丘墓、大石遗迹以及动物形纹饰，都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的特征。在远古时候，欧亚草原就是众多游牧民族生活、争战的历史舞台。而我国从商代晚期开始至汉晋时代，北方草原地带也曾有众多的游牧民族，如羌、匈奴、鲜卑等，分布和活跃在青藏高原周边地区。因此，西藏这一时期的考古遗存也体现了这些古代民族之间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

　　从考古材料可以看出，西藏古代文明在发生发展进程中，一方面不断形成自身独特的高原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与其周边地区和民族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些后来成为西藏文明内核的文化因素，都包含有中国北方草原、西南山地等古代文化的丰富养分，是在与这些文化相互吸收和融合的过程当中孕育形成的。

　　从目前可以观察到的西藏史前至吐蕃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轨迹看，既可以感受到来自中原、北方、西南等周边区域对西藏所产生的持续不断的吸引力，也能感受到西藏文明在自身发展过程当中对于这些地区越来越强烈的向心力。正是在这两种力量的交互作用之下，西藏古代文明发展的轨迹始终围绕中国内陆地区旋转，而不是朝向其他方向。

　　丰富了多民族共同创造高原文明的内涵和细节

　　经过几代中国考古学者的不懈努力，西藏考古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文化资源，有助于深化对不同历史时期西藏文化内涵的认识。

　　例如，近年来考古发现的吐蕃时代的各类考古遗存，就包括了地上文物与地下文物两大类别，重要的有古藏文金石铭刻、古藏文写卷、木牍、寺院建筑、墓葬、石窟寺、金银器、丝织品、佛教造像与绘画作品等不同的门类，极大地补充了既往吐蕃社会史和吐蕃文化史研究资料的不足。通过对这些考古实物的研究可以发现，今天西藏文化的许多主体因素，如文字、宗教信仰、艺术传统、生活习俗、礼仪制度等，在吐蕃时代便已经基本形成，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藏王陵位于西藏琼结县，是吐蕃王朝时期第29代赞普至第40代（末代）赞普、大臣及王妃的墓葬群，也是西藏保存下来规模最大的王陵。新华社发

　　更为重要的是，考古实物材料还可以提供吐蕃上层思想文化和制度构建深受唐代礼制文化影响的大量物证。例如，吐蕃陵墓（俗称藏王陵）取法于汉唐中原陵墓制度，陵墓形制以四方形或梯形的封土形制为贵，可视为汉唐以来中原地区帝王陵墓“方上”之制的直接翻版。藏王陵墓中设置石碑、石狮等陵园附属建筑，形成与地下陵墓相辅相成的陵园地面标志的做法，也是受汉唐陵墓制度影响的结果。藏王陵园中发现的石碑有龟形碑座，这种立碑刻字并使用龟形碑座的做法，显然也是当时由内地传入的。这些丰富的考古实物，以大量文献所不见载的细节，活化了高原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

　　提供了“高原丝绸之路”文明互鉴的多彩样本

　　考古发现充分证明，青藏高原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从人类踏上这片神奇的雪域高原伊始，就始终和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史前时期，粟、青稞、小麦等物种在高原的培植与传播，牦牛、山羊等适应高原自然条件动物的驯化，早期金属器的冶炼等，对这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研究，都不能避开青藏高原。目前，国际学术界对于通过青藏高原沟通西亚、中亚、南亚和东亚地区文化传播路线的关注度，正在日益升温。考古发现的《大唐天竺使出铭》，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一例中印交通、蕃尼交通路线上唐代使节王玄策奉命出使天竺（今印度）的摩崖碑刻。吐蕃时代大量的金银器、丝绸、马具、黄金面具、珍宝装饰等文物，既有唐文化的特点，也吸收了同时期波斯萨珊、粟特系统和欧亚草原文化的艺术风格与造型，再现了汉唐时期“高原丝绸之路”上各国使节、商队、高僧、工匠们经由青藏高原通往中原、频繁交往的历史场景。

　　中国现代考古学已经走过百年光辉历程，但西藏考古发展却相对较为滞后。虽然西方学者曾经一度开启了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开始兴起的。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时代潮流中，西藏考古方兴未艾，正处在新的发展时期。我们深信，西藏考古将不断为各民族共同创造青藏高原文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新的科学依据。

　　（作者系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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