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是浓缩的人物传记，在我国有悠久的书写历史，是凝结着祖先崇拜、家族制度、礼仪孝道的特殊文本。作为可感可触的个人历史，墓志里保存着大量关于墓主所处时代的社会风俗、日常生活、思想理念等细节，也铭刻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宝贵案例，是今人感知历史的重要资料。从先秦至唐代，为亡者书写、篆刻碑文渐成风气。随着唐朝大一统的发展，国家的向心力、包容性日益增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更加频繁深入，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各民族也纷纷撰写墓志，这既体现了对亡者的悼念，也在客观上增进了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

　　追怀人生，记录社会百态

　　每一方墓志都记录了一段人生，群体性的石刻资料则汇聚为一部体现社会背景、时代特征的历史。以唐代墓志为例，从其叙事中可以发现中央王朝民族政策的利弊得失、边疆诸族主动融入中华的生动故事以及各民族杂居共处、贸易往来、携手共进的生活场景。

　　从已出土的考古成果来看，唐代志文书写的主体具有多样性，突厥、回鹘、鲜卑、吐蕃等民族都有碑志留存，如《执失奉节墓志》《回鹘葛啜王子墓志》《元邈墓志》《论惟贞墓志》等。

　　志文书写模式表现出一致性，唐朝边疆诸民族的墓志多用汉字书写，在文本结构、遣词用句、行文逻辑上与中原地区基本一致。这些文本孤立地看是个人生平事迹的概述，亦有追溯先祖、记录后辈的，主要记录“小家庭”的历史，但是从整体把握就会发现，其具有“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的基本特征，诉说了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回忆。

　　墓志记录了边疆少数民族向内归聚的期盼。在阿史那毗伽特勤墓志中，可见“占风慕义”“知中国有圣，乃率部帐，翻然改图，弃韦毳于遐庭，归礼让之淳化”等书写。墓志彰显了边疆少数民族守护中央王朝的决心，如俾失十囊墓志记载，墓主“作镇西土，观光北阙，藩屏天子”。墓志还体现了中央王朝的民族政策与理念，阿史那毗伽特勤墓志记载，“皇上宠绥百蛮，子育万物”“任之以心腹，尊之以爵禄”“夷夏以安”。

　　从小家庭到大家庭，从渐沐华风到归心慕义，可以说，通过唐朝墓志，能够了解到个人与国家、边疆与中原、各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密切关系。

　　唐朝从建立之初就主张“和同为一家”，顺应魏晋南北朝以来民族大融合的趋势，将兼收并蓄、务共安人的理念贯彻在区域治理、边疆经略的实际行动中。戍边将士、地方官员是朝廷政策的执行者，他们的墓志中记录了边疆地区各民族的互动交往以及中央治理民族地区的经验与成果。如，大唐故何府君墓志载，“煽仁义之大风，化莅三年，华夷一致”；大唐故幽州都督姚府君墓志载，“邛僰酋渠，乱离边服。朝咨威重，寄静西南”；唐故桂州刺史孙府君墓志载，“虽越徼地偏，而朝命寄切，临存未几，风政载扬，宁壹十连，清变远俗，福润零桂”。

　　共沐华风，彰显人心所向

　　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大一统实践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统一与共性得到普遍认同。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贯穿于中华民族形成、巩固与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墓志作为有形史料，记录了波澜壮阔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浪潮与情深谊长的团结互助点滴。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融合的一个高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度与广度前所未有，开创了“虽云异域，何殊一家”的新局面。唐代墓志记录了唐王朝辽阔的疆域、畅达的交通、跨区域流动的人群、丰富的物质资源、开放进取的时代精神、持续增强的中华文化影响力。随着各民族互动交融日益深入，中原地区志文的书写范式、刻碑立石的家族传承思想逐渐变成共识，以墓志所代表的自我认知、华风情怀、“大家庭”归属感通过文化交融，最终内化。

　　志文的字里行间交织着华风千里的润物之情与边疆诸族的人心所向。一方面，唐朝经营四方，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方式、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传统文化、文艺经典得到广泛传播；另一方面，边疆诸族受到中原文化的熏陶与吸引，将交往交流交融视为发展的动力。二者相互交织，影响着迁徙、生计、教育、婚姻、丧葬等社会各方面。

　　墓志记录了边疆诸族从山地入平原、从大漠到都城的移动轨迹。如，大唐故冠军大将军左威卫大将军李府君（阿葛罗）墓志云，“慕我唐化，弃无知之俗，投礼仪之乡，扶老携幼，愿诚款天子”。墓志记录了边疆诸族以官员、兵将、工匠、商人、翻译、马夫等身份，从事政务、征伐、贸易、文教等活动，可谓“蕃汉百姓，皆得一处，养畜资生，种田力作”。墓志还描绘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带来的移风易俗等积极变化，如，唐代官员李去思墓志记载，南迁士人在百越之地维护和谐的民族交往环境，“禁人民之相虏卖者，执而诛之，以去其害，而童昏以安。常岁有灾，滥炎而连烧于庐舍，公创制以御其郁攸，而邑居以葺。旧俗多怨，睚眦而致毒于饮食，公立防以解其悁忿，而乡党以和”。

　　天下一家，承载中华民族认同

　　唐代开创“天下一家”的气象，极大开阔了时人的胸襟与视野。统治者层面，倡导和同为一家，唐太宗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唐玄宗认为“无隔于夷夏，柔服四裔，底绥万邦，慕义向风”皆成为美谈。士大夫群体积极探讨“混一戎夏”、践行“以德化之”，名臣狄仁杰以身作则，“抚和戎夏，人得欢心，郡人勒碑颂德”。边疆诸族“慕中华之仁义忠信”，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更深层次的认同，如，大唐故左威卫大将军李府君（阿葛罗）墓志载，“雁山之苗，狼水之胤，惠然从化，珮我唐印”。阿葛罗原为北方少数民族，认同唐朝礼乐文明，带领全家归附唐朝，生前在长安宫廷中担任护卫武职，并被朝廷赐李姓，死后葬于洛阳北邱山。大唐故忠武将军行左领军卫郎将裴府君墓志记载，墓主裴沙“解其辫，削其衽，慕礼乐，袭衣冠，常躬勤边隅，功不自伐，仍於恋阙下，忠不敢忘”。裴沙来自疏勒（今新疆喀什地区），从曾祖以来一直为唐朝守卫边疆，深受朝廷信赖。

　　石之低语绵延数千年，古代墓志见证了各民族共同缔造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是讲清楚中华民族历史、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重要资源。要深入挖掘墓志碑刻记录的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感人故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更为丰富的历史依据。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隋唐五代环南海区域民族关系及治理经验研究”（21CZS06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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