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月牙泉  资料图片

　　中国的西部有着广袤辽阔的土地和丰富厚重的历史，由于恶劣的自然条件及地理环境的限制，有不少人只是在文学与想象中建构和理解西部。无边的戈壁荒漠，阻断了西行的脚步；漫天的狂风尘沙，遮蔽了历史的光辉。徐兆寿先生的新作《西行悟道》在空间上一路向西、在时间上一路向古，与天地对话，与心灵交谈，与科学论辩，探讨荒芜的价值，寻找文化的昆仑，试图重新擦亮掩盖在黄沙之下的古老历史，再度打开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汇接续的西部端口。

　　一

　　《西行悟道》是一部文化大散文，文化大散文的创作不仅需要具备学者的格局和眼光，更需要具备文人的胸襟与气象。作为一位有着丰富阅历和创作经验的学者作家，徐兆寿在多年来不断地思索、行走和创作实践中，已然完成了该有的积累与沉淀。作者在自序中提到，“每隔十年，我总是有一个大的转变”。“1992年毕业至2002年的十年，是我人生的一个时期，那时候主要是写诗。2002年至2012年是写小说。2012年以后到现在的十年是做学术。”不管是作为诗人、小说家，还是作为学者，作者的心魂一刻都未曾离开那片荒芜苍凉的西部大地，每一次的转型只不过是换一种表达方式而已。与有些作家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式的西部描写不同，徐兆寿是把整个的情感、信仰乃至生命都倾注在了这片土地上，他把自己对于西部大地的诚挚厚重的爱恋深深地浸透融入抽丝剥茧般的逻辑叙述中，火热的情感在冷静的文字下涌动，摄人心魄，他是真正的“西部大地之子”。

　　西部是文化考古的重要场域，透过这扇窗口，我们可以重新审视和观察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以及参与世界文明建构的历史与进程。《西行悟道》在展开西部讲述的过程中把历史、考古、民俗与文学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从中我们既可以感受到学者的严谨与冷静，又可以感受到文人的感性与温度。在《心的礼拜》一文中，佛从印度出发，沿着丝绸之路一路东行，先是楼兰、龟兹的西域风情，然后是敦煌、张掖、凉州的胡汉夹杂，当到达天水麦积山时又一变而为汉文化色彩占据主导。这与其说是佛教文化传播与演进层次的形象展现，毋宁说是佛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情况下对有情众生所采取的不同的教诲与度化方式。在《荒芜之心》一文中，作者辩证地分析了实有与虚无的不同价值，他把沙漠戈壁看作与青山绿水并列的另一种生态，这种荒漠生态的存在是对生命的另一重意义——虚无的意义。他认为：“生命中必须有一块地是荒芜的，它不是供我们来用的，而是供我们实在的心休息的，供我们功利的心超越的，供我们迷茫的心来这里问道的。”

　　从《鸠摩罗什》到《西行悟道》，徐兆寿的创作向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把自己的目光和行动毫不犹豫地锁定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一路向西，“向古代走去，向天空走去”。作者在思考和尝试回答“什么是西部”时并不是局限在当下，而是逆时空而上，回到历史与传统中去，时而仰望，时而俯视，用一种极为纵深的方式分析观察“西部精神”的基因与密码。

　　《西行悟道》的每篇文章中都有许多个问号，追问、质问、询问、反问、设问……面对这诸多疑问，作者一遍遍地行走在西部大地上，努力在那荒凉的大漠、戈壁、山川中寻找历史的印记，并一次次深入历史的天空，用历史的视角思考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寻找天马》一文中一共出现了58个问号，每一个问号都有一种触动心灵的力量，那是一种“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作者冥冥之中意识到，自己家乡雷台汉墓出土的那匹“铜奔马”代表了某种中华精神，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呢？带着这一巨大的问号，作者毅然踏上寻找天马的旅程，并一遍遍重回历史现场，梳理天马与大宛、乌孙、月氏、匈奴的关系，重述天马与汉武帝、张骞、霍去病的故事，尝试探寻和解读天马所代表和蕴含的中华文化中“最为浪漫、最具神采的美学精神”。

　　二

　　作者对西部大地有着极为深沉的爱恋，他的行走与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对自己浓重的文化乡愁的纾解，但是他的乡土情结却绝不封闭、绝不狭隘。作者经历过“外出—复返”的过程，作者曾站在东方聆听西部荒原之神的召唤，也曾在复旦的光华楼下与科学之神对话辩论，作者选择回归西部和传统，一则是要回到中华文化的根系上，找回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一则是要尝试打破过去关于中华文明的诸多意识形态的东西，把中华文明纳入全球化的视野中进行全新考察，进而探索发现中华文明对于世界文明的建构价值及再造作用。

　　季羡林先生曾在《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提出，世界四大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西行悟道》曾多次引用该观点，既是要表达自己对西部历史以及中华文明的自豪之情，更是要力证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特征，她从来就不是封闭的，她始终在参与世界文明的建设与创造，中国的西部大地正是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碰撞交融、和谐共生的最好见证。中国西部光华璀璨的历史、文化、艺术既是中华文明的奇珍异宝，也是世界文明交汇融合而成的榜样与典范。作者对西部历史和传统文化进行的重新叙述和发掘，极大地提炼并彰显了其中蕴含的时代精神和文化价值，正可以为当前全球化时代实现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生态提供最佳参照和借鉴。

　　《西行悟道》的出版开启了文化大散文写作的新高度，它与作者前期创作的小说《荒原问道》《鸠摩罗什》一起共同完成了对于西部地区历史、人文的全新发现及初步诠释，这无疑是作者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节点，但却远不是终点，作者西行的脚步仍在继续，坚实、沉稳而有力，作者关于西部的叩问、思索和体悟仍在继续，尖锐、热切而又深刻，我们期待这位扎根西部大地的文化行者在与传统文化的对话中，碰撞出更加绚烂的思想火花。（作者：陈长旭，系信阳师范学院传媒学院教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