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过去了，一笔5元的稿费，我竟然还铭记在心，想来当时这笔钱于我算得上雪中送炭。

　　那是1987年，大概是夏季，当时我还在西南民族学院（今西南民族大学）上学。有一天，我很意外地收到通知——去学院某大楼的《民族教育》杂志编辑部找陈洪涛老师领稿费。有我的稿费？我惊喜不已。爬了好几层楼，终于找到《民族教育》编辑部办公室。办公室的门是敞开的，里面只有一个人面对门口坐在办公桌后面，四五十岁的模样。我按捺住心里的激动，用颤巍巍的声音问：“陈洪涛老师在吗？”对方展露笑容回答，“我就是。”“我是阿苏越尔，接到通知来领稿费。”陈老师让我在一个登记簿上签名，然后从抽屉里面取出5块钱，和样刊一起递到我手中。

　　刚跨出办公室，我就飞也似的奔下楼，回到了学院寝室。顾不上其他，我坐在床头急急忙忙查看发表的作品，原来是在一首题为《父亲》的诗歌中选了两小节。中午，我悄悄打了两份宫保肉丁犒劳自己，一份荤菜0.3元，花去稿费0.6元。

　　其实之前我已经领取过稿费，都是学院院报发的。报纸的主编是周辅华老师，矮矮的个子，圆乎乎的脸，说话不急不缓。我在校报上至少发过五六次作品吧，其中一次正好在西昌实习，经周老师授权，我还以院报记者的名义，采访了当时正如日东升的一名校友诗人。或许是报纸的稿费偏低的缘故，我竟然不记得在周老师处领取稿费的具体情节了。

　　《成都晚报》的稿费不算低，一首诗好几元钱。“锦水”副刊编辑徐联老师待我不薄，我从1987年底开始在副刊上发表诗歌，记得先后发了4次。晚报的稿费通过邮政渠道发放，我每一次发了作品，就苦苦等待稿费单到来解困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诗刊》的编辑老师很是用心，在我寄给编辑部的个人油印诗集中选了一首，发表在该刊1990年第5期。那时我已经大学毕业，分配到一所小学教书，《诗刊》编辑部按原址将稿费单汇到西南民族学院，我只能让一位学弟帮忙代取，据他讲正好也是5元。

　　毕业工作后，第一笔丰厚的稿费来自1994年我的第一本诗集出版。当时四川民族出版社把我的诗集列入了出版计划，稿费开了5000多元。那个时候一个月的工资才100多元，这个稿费实在令人惬意。拿到稿费后，我第一时间约请责编和当时在成都打拼的几位文朋诗友雅聚，地点选在西南民族学院附近玉林村一家餐馆，费资大约两三百元。

　　有一阵子，我也给别人发放过稿费。1992年2月，我调入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广播电视局后，不久就担任编辑工作，平时除负责修改编发记者和通讯员的来稿外，发放稿费也是分内事。当年，一篇消息稿就两三元钱的稿费，篇幅长一点的通讯稿也就五元八元。我还遇到过几次通过邮局给通讯员寄的稿费被原路退回的情况，我估摸，对方有为数戋戋、跑一趟邮局实在不划算的意思。那些年，我自己也给各级报刊写些新闻类稿件，零零碎碎会有一些稿费入手。

　　作为自己的劳动成果，一分一厘的收入都值得惜取。当然，纯粹为了稿费而写作的人会很累，能通过写作拿稿费维持生计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幸好那时的我大学毕业后，从教师、编辑记者干到公务员，都有工资作生活保障，加之自身对生活消费没有太多奢求，稿费还不至于成为生活的依赖。写作这么多年，我也算是一根筋跟自己较劲的写作者吧，换句高雅的话表达，那可是“安贫乐道，恬于进趣”了。

　　偶然翻阅历朝历代对稿费的雅称，隋朝叫“润笔”，唐朝时叫“义取”，宋朝时有人称呼“惠香”，明朝叫“利市”……从中可见“稿费”二字背后的含义。几年前，有朋友想要邀请我改编一个电影剧本，项目资金（稿费）10万元。凑巧，当年还有一位朋友推荐我去为凉山一名私企老板写个人传记，润笔也是承诺10万元起。有过心动刹那，但思忖再三，两个我都婉拒了，20万元的稿费就这样和我擦肩而过。电影剧本和个人传记，我不敢冒充“手熟尔”，但作为一名多年持之以恒的阅读者和写作者，也不至于被吓退，归根结底，还是这两种写作都非我所好，与我写作的心性相悖。

　　有一句话说，我手写我心，我心有真情。稿费的事情，委实关乎写作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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