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风云——刘衍淮西北考察日记（1927-1930）》 刘衍淮 著 商务印书馆

　　刘衍淮考察途中的画作《额济纳河畔的观测站》 （1927年9月28日）

　　中国西北科学考察途中的刘衍淮（李伯冷摄于1927年10月）

　　本文图片均选自《丝路风云》

　　1927年，十九岁的刘衍淮走出北京大学校门踏上西北考察之路时，他不会想到这一去便是七年，离开时他还只是北京大学理预科二年级的学生，再次回来时他已是气象学博士，并在日后成为中国气象事业的奠基者。

　　1927年，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资助前来中国考察新航线，但此次西北考察遭到来自中国学术团体的强烈抵制。经多方谈判沟通，双方签订了中瑞科学考察合作办法。1927年的中国学界也不会想到，他们据理力争而来的这次国际平等合作考察，会为日后中国的科技史、考古史、西域史、交通史的研究发展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度被认为会消散在时光中的一段历史，因刘衍淮后人的捐赠，11册稿本日记就这样不经意间赫然呈现在世人眼前。历经三年努力，2021年8月，由新疆师范大学徐玉娟等老师整理、北京大学朱玉麒教授校审的《丝路风云——刘衍淮西北考察日记（1927-1930）》整理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日记记录了刘衍淮从1927年5月9日离开北京踏上西行之路，直至1930年4月19日抵达柏林开始博士学习期间1077天的考察行程，其中既有严谨细致的气象记录，也有敏感丰盈的万千思绪，既有西北塞漠的风情百态，也有前辈学者的精神风貌。翻开这部日记，我们仿佛穿越了岁月烟尘，随着西北科考团踏上了茫茫西行之路。

　　一部日记，一段西行考察的记录

　　中国西北科学考察的主要目的在于考察新航线，此行要获得的科学资料也以气象、地磁等探测资料为核心，科考团先后在额济纳、葱都尔、迪化、库车、若羌等多地建立了气象观测站，获得了西北气象观测的原始资料。这些资料被气象学家郝德带回德国后，都不幸毁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之中。中方气象组另三位负责气象的团员，崔鹤峰留在包头等待建立气象站，最终因经费没有着落而最早退出科考工作，马叶谦留在葱都尔气象站不幸殉职，李宪之的相关日记材料均未保存下来。刘衍淮日记中详细记录的观测数据对于了解当时中国西北气象情况就显得极为珍贵，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填补了此次科考工作中最为重要的气象考察资料方面的缺失。

　　这部日记既是刘衍淮严缜翔实的工作记录，也是他艰辛考察中的心灵港湾，一方面为后学保留了西北气象观测的大量珍贵数据，同时再现了科考团真实的生活及工作状态，记录了如斯文·赫定、徐炳昶、袁复礼等学者的精神风貌，还原了当时中国西北的风土人情，这些资料对于我们深入研究这段考察历史，探索当时中国西北历史情况等均具有文献价值，这部日记所呈现的资料是弥足珍贵的。

　　一部日记，一个青年成才的历史

　　西北之行是刘衍淮从事科学事业的起点，透过这部日记我们也能看到一位青年学子的成长过程。

　　当时的中国外有帝国列强的虎视眈眈，内有军阀派系的战争不断，国家积弱，民不聊生。但是，对于刘衍淮而言，旅程是一种空间的位移，从熟悉的此空间移动到不熟悉的彼空间，在移动中，寻找陌生、新奇与惊异。这次西北科考之行，让他第一次接触气象学，跟随德国气象学家郝德学习气象观测技术及相关气象仪器的使用方法，肩负着水文气象观测、线路图绘制等工作，每天定时进行三次气象观测并记录。考察开始两周后，刘衍淮等四位气象生便已掌握了地面观测项目，能够施放测风气球，用经纬仪探测高空风速风向。他们在考察实践中不断学习，不断摸索，在一次次失败中吸取教训，在一次次成功中积累经验。从初次接触气象观测仪器，到独立进行气象观测，刘衍淮仅仅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面对艰苦卓绝的自然条件、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以及外方团员的傲慢自大，刘衍淮坚持学习气象学知识，并完成了为期一个月的新疆天山福寿山气象观测，独立完成了库车气象台站的建设及气象观测，他后来整理发表的《天山南路的雨水》（1931），《迪化与天山中福寿山四月天气之比较》（1977）等文均得力于西北科学考察这段经历。刘衍淮等中国青年学生的勤奋踏实、聪慧好学精神也得到了斯文·赫定、郝德等西方学者的认可和赞赏。年轻的刘衍淮不无骄傲地记录下斯文·赫定和徐炳昶等前辈学者对自己的赞赏，他在日记中提到“当天和晚上赫定就说我的路线图比Stein的好得多。”（1927.11.4）“徐先生多鼓励启发语，对我希望甚殷”（1928.1.11）。在西北科学考察告一段落后，这一段难忘的行程改变了刘衍淮的人生轨迹，他与李宪之继续西行，前往德国柏林大学学习气象学，成长为中国气象学的一代宗师。

　　一部日记，一幅中国西北的风土人情图

　　刘衍淮每到一处都会详细记录当地民俗民情，包括节日、饮食、教育、娱乐、税收、农业种植、百姓生活场景等诸多方面，正是这事无巨细的记载，让我们看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西北最真实的状态，也为我们了解当时的风土风情，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如日记中多次出现了关于关帝庙的记录，根据相关记载，清朝康雍年间，清军驻扎的巴里坤就已经建立了关帝庙，乾隆中期以后，新疆关羽崇拜更为盛行，在新疆南北路各主要交通路线，只要是有汉、满等军民居住，就会建有规模不一的关帝庙。刘衍淮日记中多次出现了关帝庙的记载。他从哈密出发前往迪化，沿途多次见到关帝庙；后来他被派往库车建立气象观测站，也记录了他沿路看到的关帝庙及关帝崇拜的情形，如在托克逊“游关帝庙，内有柳叶桃几株，花虽将谢，美色犹存”（1929.5.28），距离苏巴什27公里的阿呼布拉克“游龙神祠，门多贴‘救荒僻谷神丹’‘关帝君救急灵难经文’一流的印刷品”（1929.5.31），并在库车听津商说起关于关帝显圣的传说；从库车返回迪化路过库米什看到“小庙一椽，内供关帝纸位”（1929.9.15）；从迪化前往塔城，在老风口也有关于关帝庙的记录“荒店三，皆深院冰水雪，屋多破，有树几棵，有溪，南有马王庙，北为关帝庙，近马王庙北之大庙为风神庙，内供阖境风神、本境山神及土地尊神”（1930.3.16）。

　　一部日记，一曲科学救国的赞歌

　　西北之行是激发刘衍淮科学救国精神的契机。浩瀚的沙漠里蕴含着胡杨的勃勃生机，如同平静的海面下涌动着海浪的波涛汹涌，总有一股力量即将喷薄而出，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而言，这股力量便是科学救国精神。

　　刘衍淮作为北京大学青年学子已经接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及科学民主思想的洗礼，当他踏上梦寐中的西行之路，他面对的不仅是夜光杯里的葡萄美酒，广袤沙漠的雄奇壮观，还有恶劣的自然环境，动荡的西北政局，外方的倨傲无礼。阅读他的日记，能看到“先烈不能瞑目，志士仍当努力”（1927.10.2）的奋发图强，“家乡糜烂，闻之痛然”（1928.5.19）的巨大痛苦，“心多杞忧，难于入梦”（1928.7.14）的抑郁不平，“其当戮杀之惨凄，甚于虎狼，其手段之鄙劣，有过鬼蜮”（1928.12.9）的无比愤慨，大书“勿忘五月九日国耻纪念”（1929.5.9）的激愤之情。面对动荡不安的时局，面对帝国列强的欺凌侮辱，正是这份对祖国的担当责任，这份心系国家命运的爱国精神，促使并激励刘衍淮在山河残破风雨飘摇之际，一路向西，不屈不挠地追寻科学救国的道路。

　　刘衍淮日记不仅仅是个人爱国情感的呈现，更是那个时代诸多志士仁人寻求拯救国家于危难之际的时代缩影。科学救国精神不仅体现在其日记中，更是贯彻在刘衍淮一生的气象事业中。抗日战争爆发后，刘衍淮毅然放弃大学教授的安定生活，在竺可桢的推荐下弃文从戎，入职中央航空学校担任教官，培养了大批军事气象人才为空军服务，为近代中国军事气象的发展奠定了坚厚基础。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拉开了中国西北学术史发展的序幕，“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开创者们披荆斩棘、栉风沐雨，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对巩固西北边疆、加强国家学术建设等均具有现实意义。刘衍淮作为此行亲历者，其日记既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文化能够烛照人心，传承文化是知识分子的担当与使命，这部尘封了近百年的日记得以整理出版，嘉惠学界，有益于进一步推进西北史地研究，而在国家遭逢剧变时期，西北科考团的中方团员们为了家国利益死生以之、不畏艰险的精神更是对后学坚持操守、传承文化的激励。

　　（作者系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暨西域文史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