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人回忆小时候，村里某个文化人格外受人尊敬，因为全村人写信都得找他代笔。我生在上海，小时候邻居中除了上了年纪的，没有文盲。不过也有类似受人尊敬的文化人，因为每当有人要拍电报，就得求他帮忙。

　　那是上世纪70年代，整条里弄没有一部电话机，遇到谁家老人病了，或者家里发生了什么大事，只能给远方的亲人拍电报。电报是按字计费的，大家自然惜字如金。我家对门翁老伯会文言文，而且为人不迂腐，于是成了邻居们拍电报的首选代笔人。

　　“我这么写，你儿子估计能看懂吗？”每每文稿拟定，翁老伯总会询问求助者的意见，然后做一些适应收电报人文化水平的修改，一般全文不超过10个字。文稿定下来之后，去上海邮政总局大楼拍电报。

　　到了90年代中期，说起拍电报那些事儿，许多人感觉是很久远的事了。那时不少人已经有了BP机，但家里有固定电话的还不多，用公用电话打长途依然比较贵。我那时在单位驻宜昌办事处工作，办事处的电话用一个铁盒子装着，上了锁，钥匙只有经理和我有。

　　经理常年在武汉，一个月只来宜昌几天，所以我手里的钥匙成了“烫手的山芋”。往来单位的一些业务员常常来蹭打长途电话，我得根据他们对于我们单位的“贡献”，评估该不该让他们打；同一幢楼里的个体户，有时也会来套近乎，蹭打长途；另外内部员工，有时超出规定次数，给家里打电话……铁面无私，最后会把人都得罪光；心太软，到了月底，电话费数字惊人，经理要求打出话费明细单，我少不得挨批。自从手里有了电话盒子的钥匙，我便体验到了管事难。

　　那时我一度有个疑问：为什么我们用的电话叫作直拨电话？难道还有不能直拨的电话？有一次去山里某小镇收账，顿时大开眼界。该镇只有邮电所有一部电话机，电话机上没有号码盘，也没有按键，你得告诉营业员要打哪个地方的哪个号码，营业员将电话机上的摇把摇上几圈，然后对着话筒说“你给我接……”对于我这个年纪的人，这种电话只在老电影里见过。

　　到了90年代后期，有些生意人已经有了“大哥大”（手机）。记得那年我们楼里一个精明的商人，花了近万元买了一部，让他的两个儿子轮班拿着，坐在三斗坪三峡工地的路边充当公用电话。由于那时工地区域极少有公用电话，他那部“大哥大”颇赚了一些钱。

　　时至今日，几乎人人都有了智能手机。名为手机，其实主要功能已经不是打电话。无论亲朋好友在世界哪个角落，拿着手机随时可以互相视频聊天，真正是“天涯若比邻”啊！想想当年拍电报、摇把子电话……一切恍如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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