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是起源于东周时期具有政治、军事、经济等多重意义的边界工程，当时的主要大国秦、齐、楚、魏、赵、韩、燕都修有长城。秦在昭王及秦始皇时期两次修筑长城，以防备北方的匈奴，后者即著名的秦始皇“万里长城”。近些年，有多个省进行了长城资源调查，使得学界对秦长城的认识更加清楚。在新公布的里耶及岳麓秦简中，也有与长城有关的内容，并能与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对读，十分重要。

　　里耶秦简中有一块木牍，上有“边塞曰故塞，毋塞者曰故徼”，意思是说，原来的“边塞”（长城）现在改称“故塞”；没有“边塞”的则改称“故徼”。另外，还有“皇帝”等名号的更替情况。这种更改，是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下的文书书写，“故塞”“故徼”，指的是秦帝国境内旧有的塞徼。岳麓简对“故徼”的记载更为详细，除了简2065+0780作“故塞徼”、简383作“东故徼”外，直言“故徼”的简最多，有10余支；与“故徼”相关的“缴中”“徼外”简也有大约10支，简的内容多是涉及奴婢或黔首的逃亡、“盗”的反叛、“故徼”戍守的律令等。以上简文证明，从秦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今湖北江陵）至秦始皇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灭楚，直到秦二世时期（公元前209—207年），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在故楚地的东西两部分之间，长期存在着一条塞徼，塞徼之西为秦之南郡，其东则为剩余的楚境。在秦灭楚后，这条塞徼成为秦境内的“故徼”之一，南郡当地人称作“东故徼”。从政治、法律、军事和族群等诸多层面看，“东故徼”都是具有标志意义的分界线。

　　在《史记》等文献中，也有“故塞”“故徼”，指的也是旧有的塞徼。对比里耶与岳麓秦简，可知“故塞”“故徼”由秦而起后人因之，是由于战国晚期以降秦向不同方向拓地形成的。秦汉时期的“故塞”与“故徼”，除了南郡东侧的“东故徼”，可以证实的至少还有以下两处。

　　秦—赵“故塞”。至迟从春秋时期开始，中原北侧的“胡”系游牧族群（例如林胡、东胡、匈奴）兴起，给中原北方的秦、赵、燕三国形成很大威胁，三国在向北拓土之后，都修筑长城以保卫之。其中燕长城从上谷一直延伸到辽东；赵长城从代绵延至阴山下，又越过黄河向东南行，止于今内蒙古准格尔旗、陕西府谷一带，保卫着赵西北边境的云中、九原等郡。秦在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灭义渠后，在陇西、北地、上郡的北侧也修筑长城防备匈奴。这条长城从陇西郡之狄道（今甘肃临洮）附近向东北通向上郡，与黄河南侧今内蒙古准格尔旗附近的赵长城相接。在秦始皇十三年（公元前234年）左右秦取赵之云中、九原之后，河套一带的赵长城又成秦之边界。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蒙恬将众斥逐匈奴、“略取河南地”（《史记·秦始皇本纪》），在阳山（今阴山一部分）等地新筑长城，并利用了赵、燕两国旧有的长城，构成了上文所说的“万里长城”。随着边界的北扩，昭王长城与赵长城遂处秦境之内，被称为“故塞”。秦末，北部边境回缩，这条长城重新成为边界，《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汉初的张家山汉简也证明，一直到西汉初年，中原王朝一直没有放弃对云中、九原等西北边地的守御，所依赖的正是秦—赵“故塞”。直到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卫青逐匈奴出“河南地”，“故塞”才重新失去边界作用。这条“故塞”的许多地段，至今依然存在。

　　蜀“故徼”。秦灭楚，是从向西南的进取开始的。惠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秦灭蜀、苴、巴，在今四川、重庆一带置蜀、巴两郡。蜀郡西南，还有羌、笮等多支少数民族存在，秦利用蜀国旧徼，重新构筑了边境线，在《汉书·枚乘传》中，这条线叫作“羌筰之塞”，其位置当严道（今四川荥经）南侧，大致以沫水（大渡河）为界，向东至少到达僰道（今四川宜宾）。“羌筰之塞”扼守着蜀郡通往西南的交通要道（此道经今雅安、西昌可到达云南，是后来西南丝绸之路的主线之一）。在维持了二、三十年后，昭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85年），蜀守张若又越过这条边界，“取笮及江南地”（《华阳国志·蜀志》），笮指严道以南今雅安、凉山州一带；“江南地”为江水（岷江）以南，即今乐山、宜宾南侧，都在四川南部。统一六国后，秦继续南进，既修筑五尺道，又置吏管理，最远可到今云南滇池附近。汉初，南、北边境线收缩，除了北方退回秦—赵“故塞”，南方也回撤到蜀郡南侧的这条边线，如《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庄蹻）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以上过程说明，从张若取笮及“江南地”一直到秦末的近80年间，随着秦政治版图的南扩，蜀郡南侧的边界线，也曾成为“故徼”。

　　秦简中出现的“故塞”与“故徼”，印证了传世文献的相关记载。这不但反映了战国秦汉间政治形势的变化，还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那就是“塞”“徼”分异。秦汉以后，文献与简牍中虽“塞”“徼”并见，都具有边界的意义，有时可以互换，但用法实有区别：“塞”多用于指代北方地区的长城；“徼”则多与南方、西南边徼有关，在“二十五史”以及史地著作如《华阳国志》《水经注》中，都是如此。造成这个情况的初始原因，自然是南北方“塞”“徼”形态的实际差异。

　　北方之“塞”，经常所指就是长城，以连绵的土石墙体为主要形式，战国以后大量流行。在更早的时期，诸侯间领土并不完全紧邻，国与国之间经常还有大片的隙地，比邻国家的要害之处，仅设有关塞或城邑，长城就是从这些关塞或城邑演变而来的，是后二者功能的扩大，连名称都有延续性；在无长城之处，关塞或城邑是继续存在的。其实长城作为一个防御、预警系统，并不都以土石为之，如《汉书·匈奴传》记载，汉、匈间之“塞”，“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用木桩做成的防护区），溪谷水门”。

　　南方、西南流行之“徼”，曹魏张揖解释说：“徼，塞也，以木栅、水为蛮夷界。”（《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之《索隐》引）张说不但道出了“塞”“徼”一义，也指出了西南地区以木栅、河流为“徼”的事实。这点也可得张家山汉简的证明，如张家山汉简404说：“乘徼，亡人道其署出入，弗觉，罚金□□。”逃亡者既可自“徼”的不同区段“出入”，推测“徼”应非高耸连绵的长城，而是容易穿越的木栅、水流之类。由此想开去，云梦秦简、张家山汉简中所说之“徼”，所指可能并非北方长城类型的边境线。还有一点，南方之“徼”，形态虽与北方长城差异甚大，但在要害处也不排斥关塞的存在（例如汉代的旄牛徼），张家山汉简中有“边关、徼”数次出现，都是“关”“徼”并见，反映的就是这个情况，此又与北方地区类似。同时，如上文所引，北方的长城系统也不排除木栅、河流的形式。大略说来，“塞”“徼”有北南之分，无论从实际形式还是文献表述都是如此，这个情况延续了两千多年。由于边徼的形态差异，北方至今仍有多处长城赫然耸立，南方之“徼”则基本泯灭不见。

　　总之，新公布秦简中的“故塞”与“故徼”资料，既可帮助今人认识历史，了解秦帝国建立的具体进程，也可以加深对长城这个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的理解。在其他方面，这些简牍也有重要价值，例如可以从中了解秦在南方对少数民族治理的细节，探讨秦亡的原因；对旧有文献和较早的云梦秦简、张家山汉简的某些内容，也可据之重加审视，做出新的解释。

　　（作者系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秦统一及其历史意义再研究”〔14ZDB028〕子课题“秦国的崛起与秦的统一”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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