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咏梅的渊源甚早，《诗经》的“摽梅”、《尚书》的“盐梅”，均已涉梅。魏晋时期，梅花进入文人的审美视野。罗大经《鹤林玉露》曰：“（梅花）至六朝时，乃略有咏之者，及唐而吟咏滋多，至本朝，则诗与歌词，连篇累牍，推为群芳之首。”（《鹤林玉露》丙编卷4，中华书局1983年版）咏梅文学的繁荣在宋代，林逋、苏轼、王安石、陆游、刘克庄等，继承唐人咏梅传统，从不同层面强化梅花所寄寓的人格精神和道德意味。宋代理学家对梅的咏写，则基于理学认识论的视角，从赏梅观梅中体悟天理流行，格梅穷理，赋予梅花崭新而独特的内涵，绽放出咏梅文学的奇葩异卉。

　　格梅穷理，北宋程颐较早开此风气。他说：“早梅冬至以前发，方一阳未生，然则发生者何也？其荣其枯，此万物一个阴阳升降大节也。然逐枝自有一个荣枯，分限不齐，此各有一乾坤也。各自有个消长，只是个消息。惟其消息，此所以不穷。”（《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第二上）程颐是从梅的荣枯消长中体悟乾坤之道和天地之理。南宋中后期，文人士子的爱梅风气炙盛。方夔、陈深、文天祥、陈淳、萧立之、王柏诸人，纷纷以诗文格梅穷理。如方夔《梅花五绝》其二诗云：“一日微阳积一分，看看积得一阳成。夜来迸出梅花里，天地初心只是生。”（《富山遗稿》卷10）陈淳《丙辰十月见梅同感其韵再赋》诗云：“端如仁者心，洒落万物先。浑无一点累，表里俱澈然。”（《北溪大全集》卷一）两位理学家诗人观梅咏梅，不是出于对梅的审美式欣赏，而是从梅的生长节气、物候特征中体味自然天理。除诗词外，文人们还以其他多种形式表现对梅的关注，如范成大的《梅谱》、张镃的《梅品》、宋伯仁的《梅花喜神谱》等。尤其是宋伯仁的《梅花喜神谱》，以诗配画的形式，通过100幅梅花图，阐释对理学的体认涵泳，是典型的格梅究理之作。向士壁为其所作跋语说：“雪岩之梅，周之蝶欤？昔人谓‘一梅花具一乾坤’。是又摆脱梅好而嗜理者。”（向士壁《梅花喜神谱·跋文》，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指出《梅花喜神谱》于诗画结合中蕴含的理学义理。

　　与宋伯仁同时代的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号鹤山），是宋代理学家中咏梅较多的诗人。魏了翁咏梅有时继承唐人传统，将梅作为高洁品格象征，如“月澹风轻云欲压，精神千古对羲轩”（《和虞永康梅花十绝句》其一，《鹤山集》卷7，四部丛刊本；下文所引仅注篇名）、“独此冰雪质，老气磨苍苍。便如身洁人，易知复难忘”（《次韵刘左史王亭观梅》）等。但更多的，鹤山写梅是为了格梅以穷理。他还创造出“傍梅读《易》”的独特意象。此意象出自鹤山的《十二月九日雪融夜起达旦》诗：“远钟入枕雪初晴，衾铁棱棱梦不成。起傍梅花读《周易》，一窗明月四檐声。”冬夜寒气侵骨，衾被冷如冰铁，诗人无法入眠，干脆披衣而起，依傍着寒梅研读《周易》。穿透窗棂的皎洁月光和屋檐下滴滴答答的积雪消融声，为傍梅读《易》的画面增添了澄澈虚空的意味，呈露出天理流行的自然境界。从艺术角度看，这首诗具有幽美清虚的审美意境，是一首好诗佳作；从理学角度看，这首诗体现了以物观理、天理流行的理学境界，颇具理趣。元代文人韦居安评价此诗“寄兴高远”（《梅磵诗话》），正是洞见了作者寓托其中的体悟天理的意味。傍梅读《易》因此和灞桥风雪、雪水烹茶、点校《孟子》一起，被南宋家铉翁视为“名教中自有乐地”（《跋浩然风雪图》）的文人乐趣之一。傍梅读《易》的意象在鹤山诗中多次出现，如：“百树好花一编《易》，主人立处俨当中。”（《和虞永康梅花十绝句》其十）“百树花间一编《易》，主人意韵镇长新。”（《次韵黄侍郎沧江海棠六绝》其六）鹤山于梅，不仅仅看重梅对于士大夫的一般精神寓意，还有另外的独特体味，他说：“梅边认得真消息，往古来今一屈伸。”（《李参政壁生日》其六）“千古行藏意，梅边细讲求。”（《腊日同舍郎即湖上》）即他要从观梅格梅中体悟自然真意和人世出处的道理。

　　为什么鹤山会将梅和《易》组合成“傍梅读《易》”这个格梅穷理的意象？或许可以从他的诗里寻找答案。他有一首《肩吾摘“傍梅读〈易〉”之句以名吾亭，且为诗以发之，用韵答赋》诗：“三时收功还朔易，百川敛盈归海。谁将苍龙挂秋汉，宇宙中间卷无迹。人情易感变中化，达者常观消处息。向来未识梅花时，绕溪问讯巡檐索。绝怜玉雪倚横参，又爱青黄弄烟日。中年《易》里逢梅生，便向根心见华实。候虫奋地桃李妍，野火烧原葭菼茁。方从阳壮争门出，直待阴穷排闼入。随时作计何太痴，争似此君藏用密。人官天地命万物，二实五殊根则一。囿形阖辟浑不知，却把真诚作空寂。亭前拟绘九老图，付与人间子云识。”（《鹤山集》卷5）鹤山是理学家，常常于万事万物中探究物理。他自道识得梅花以后，即从梅中体悟天理之运行流动。鹤山弟子王德文解释“候虫”以下四句说：“桃李葭菼等草木也，故于二月之春争门而出，出十月之冬排闼而入。”（王德文《注鹤山先生渠阳诗》，铁琴铜剑楼影宋版）这是根据《周易》给出的索解。孔颖达《周易正义》注疏《易》卦“大壮”曰：“壮者，强盛之名。以阳称大，阳长既多，是大者盛壮，故曰大壮。”（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以《易》卦纪月，则壮为二月，坤为十月。宋代李光《读易详说》也解释说：“当春之时，蛰虫始振，雷乃发声，天地之难解矣。”（《读易详说》卷七）在鹤山看来，梅“方从阳壮争门出，直待阴穷排闼入”的习性，尤能体现天理之流行。鹤山又借用周敦颐对《易》和“太极”的解释来说明梅中蕴含的天理。王德文曾指出鹤山此诗“俨然有春风沂泗气象”（王德文《注鹤山先生渠阳诗》，铁琴铜剑楼影宋版），正是鹤山借物究理，于自然中体悟玩味天理流行所具有的理学家气象。

　　《易》是儒家经典之一，是宋代理学重要的理论基石，理学家都非常重视读《易》。鹤山说“中年《易》里逢梅生，便向根心见华实”，他通过梅的消长荣悴体悟自然的阴阳变化，从而探究存在于万事万物的天理流行。正是基于这样的观照视角，梅、《易》、天理三者，才统合为傍梅读《易》的诗歌意象。在理学家看来，《易》是天理精邃幽玄的理论凝聚，梅乃天理生动直观的外在象征，傍梅读《易》，既体现品质的高洁独立，又代表思想的精密深邃，将咏梅与格梅完美融合，呈现出人、物、天理浑融为一的理学境界。

　　南宋后期理学家诗中常常将梅与《易》结合在一起，形成清雅幽邃的诗境，显然是受到鹤山傍梅读《易》的影响。陈宓《寄鹤山魏侍郎》云：“骚人赋尽群芳卉，得似梅边读《易》清。”对鹤山的傍梅读《易》致以敬意。家铉翁咏《墨梅》曰：“伴我读《易》，见天地心。”吴龙翰《谩题》云：“傍梅读《周易》，对酒歌《离骚》。”阳枋再三吟咏：“未得乞符求换骨，借闲读《易》傍梅花。”“共约岁寒松竹友，好携《周易》傍梅花。”于石《邵氏园亭》亦云：“梅边读《易》分明月，松下敲棋碎白云。”这些诗句，均是从鹤山傍梅读《易》的诗歌意象衍化而成。

　　自然界的梅种类繁多，宋人又将寒冬蜡梅与三春芳菲的春梅混二为一，故文人咏梅可选择的品种非常多，具体到一株梅，可咏写的部分也很多，梅蕊、梅花、梅枝、梅干、梅香等均堪入诗。鹤山笔下却有意选择老梅、古梅，在他看来，老梅和古梅更能体现出生命的消长生息，更适合借以观四时荣悴，领悟阴阳二气，探究万物义理。《鹤林玉露》记载说：“（魏了翁）后贬渠阳，于古梅下立读《易》亭，作诗云：‘向来未识梅生时……争似此君藏用密。’推究精微，前此咏梅者未之及。”（《鹤林玉露》甲编卷6）所谓“推究精微”，正是同为理学家的罗大经看出了鹤山诗作中蕴含的对天理生机的体悟。这一观梅视角，与文学家赏早梅以知春意、博物学家察梅以究物性一起，构成南宋中后期士大夫文人对梅的多维探究，催生出咏梅文化的新局面。

　　（作者系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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