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淳耀比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更早提倡复兴古学、经济干时，他研究六经奥旨，重视实学，对清初学术有过先导贡献。他竭力反对剽摹谲怪之习，厌弃明末浮华学风，对清初文坛亦可谓影响深远。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说他合性理、事功、文章与做人于一体，超越了秦汉、唐宋派别之争，直达文章正宗的境界。

　　狂生归庄曾向黄淳耀请教古文宗法上的困惑，希望黄氏能帮他决断是该“宗秦汉”还是“学太仆”，黄氏答曰：

　　近代空同、大复、历下、弇州之宗汉也，得其皮毛；唐宋诸公之宗汉也，得其神髓……昌黎所谓“师其意不师其辞”与所谓“古人为文本自得”者，真超然独见之言矣，然后知昌黎以下诸公之善于宗汉矣。若夫何、李诸公之宗汉，徒摘其成文，章而句绘之，天吴紫凤，颠倒裋褐，而顾自诧其机杼之工，真不满识者之一笑也。

　　《答归元恭书》代表了黄淳耀的古文观念。他反对前后七子标榜秦汉文，因他们专好剽袭模拟、寻章摘句以绘饰谲怪，仅得“皮毛”而遗“神髓”。他认为，秦汉古文神髓来自六艺，唐宋古文亦得六艺神髓，“不学六艺，又乌可以学汉”。要之，古文最根本的“意”（义理）在六艺中，向唐宋诸公学习是通向秦汉古文的必然途径。或曰，要向三个时代的“师傅”学习：古文根柢六艺，要学到六艺真精神就得向迁、固等汉人学习；唐宋诸公善于宗汉，师其意而不师其辞，后人要学汉文章，就得向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诸“师傅”学习；明代得唐宋古文神髓的是宋濂、方孝孺、唐顺之、归有光，而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等人优孟衣冠、徒弄机杼。因此，他建议归庄“直接以荆川、震川诸公”，溯湖观海，获取六艺真髓。黄氏的古文观，与艾南英的由唐宋入秦汉，尤其由曾欧入左氏、史迁的观点大体一致，沿袭了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茅坤等唐宋派的观点，而就其中显露的文道关系来看，则是本于宋濂的文论。宋濂从师古之道与师古之心两个角度来论古文，讲求上绍六经、明道致用，师法唐宋，由唐宋入秦汉，甚至直言韩愈、欧阳修的文章就是周秦西汉之文。黄氏继承之，列出学习古文的渐进图：唐顺之、归有光——明初宋濂、方孝孺——唐宋韩、欧诸公——西汉文——六经。

　　门人侯玄汸跋《黄蕴生先生陶庵全集》，记述黄氏逝世前三个月手选诗古文各一卷，自述学习古文辞的路径，即黄氏文论之总纲：“古文近代自以荆川、震川一派，为学唐宋大家之津筏，以唐宋大家为学秦汉之津筏，而必经经纬史，为之渊源……然不明心见性、立其根极，即无所为诗文也。”黄氏承继的是自韩愈、宋濂一路而来的因文求道的论文宗旨，同时又受心学、佛学思想的浸染，讲求真性情的抒发。然而此“明心见性”的真性情与李贽、公安派的“童心”、性灵不同，是受儒家温柔敦厚诗教滋养过的冲和纯粹之性情，是时时刻刻被照顾的“主人公”（《答侯云俱智含兄弟书》）。在实际的文学批评中，黄氏颇为通达，并不拘于传统诗教的一定之见，此点与宋濂相似，一方面因他处处以宋濂为榜样，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与宋濂一样并非醇儒，深嗜佛学，受时尚影响吸收心学“致良知”所致。针对当时浮靡的模拟之风，黄氏非常强调韩愈、归有光之“自得”，以“师其意不师其辞”为学六艺学汉的表现。《上座师王登水先生书》云“尝谓古之立言传世者，非其有得于心，则莫能为也”，“有得于心”是黄氏受阳明心学和王慎中、唐顺之文论的影响而开出的对治剽摹之病的良方。

　　黄氏文学思想所受最强烈、最直接的影响还是来自归有光。嘉定文人自元末明初王彝指斥杨维祯纤华缛丽、“裂仁义”、“反名实”的文风始，就自觉响应、实践、传承乡贤所标举的“人同其情”“情之有节”的文学观念。明中期经归有光、徐学谟大阐宗风，学人更重视发扬本土“切磨问学，期以古道相振厉”的文化传统。至唐、娄、程、李四先生，处于门户纷立、各自标榜的明末，执守师友渊源，递相绍述古学，并借由钱谦益的声望将归氏质实真醇的文风旗帜树立于文坛，力图摧陷廓清空疏浮弊的气象与幽险逼仄的格局。归学在嘉定的传播与光大，钱谦益早已讲明，黄氏门人陆元辅亦云：“嘉定四先生之文，皆本于归震川。盖震川一脉，独传于嘉定，而及于余子也。”（陆陇其《三鱼堂剩言》）黄氏为文多得娄坚的指导，娄坚曰：“至归太仆始弃时人之诡舛，绝不以时代为高下，谓唐宋高文不减西汉，非真知古文者其持论必不能若是之迈俗也。”（《寄姚孟长太史》）黄氏亦受到归氏族人归春阳和程嘉燧的影响，宗法归有光当是自然的选择。

　　王鸣盛在《黄陶庵先生重刻全集序》中梳理明代各地域诗文源流时，高标“吾疁”师法最正，指出黄氏古文“尤以荆川、震川为圭臬，不为伪体所靡”。“伪体”指七子派与竟陵派，显然王氏认为归有光倡导的唐宋八家为古文“正派”。黄氏古文得归氏余泽，真醇自然，时文“可与荆川并传”（陆世仪《思辨录辑要》），在地域文学史上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尤其处于明末绮靡的文化氛围中，其节义文章合二为一，被后学尊崇为楷模，故而王氏说：“吾辈生先生后，瓣香有在，不学先生而谁学哉？”弟子侯玄泓在《行状》中云：“古文力追大雅，祖左氏而宗韩欧，于明则以国初四大家、唐荆川、归震川为则，王李钟谭，心弗是也……平淡舂容，余思满衍，文如其人，所谓醇乎醇者也。”可知黄氏接受儒家正统文学观，秉“大雅”与“醇”的政教美学，强调辞达道明，体现出因文经世的文治思想。

　　黄淳耀存世文不及十分之一，很难找到他关于文质方面的专门表述，但他既然反对“舍事功而谈文章”，“求载道之器于汉唐宋数十家之文章”，那么，质实、本色之文就是必然的追求了。他在《学古偶刻题辞》中批判“今人之文，险肤惷驳、华缛纤诡”，褒奖王周臣之文“实”“醇”“质”“雅”“渊渊乎”“充充乎”，正是他所推崇的古文风格。

　　四库馆臣称其文“和平温厚”，陆陇其论其文“精深纯粹”，都是黄氏朴实浑厚文风的表现。苏渊在康熙刻本的序言中说其诗文“原本经术，贯穿史学，可与景濂相匹。而天资清洒脱略、尘秽旷然，宠辱之外又有陈公甫之风，是以论其学问诗文在潜溪、白沙之间。若夫涵养完粹，即当致命遂志之时，不异春风沂水之境，此其内外澄澈”。循古代文论因人识文的惯例，“内外澄澈”可以移植评文，是其古文本色自然的成因和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黄氏《学古偶刻题辞》提倡“浙人之疱”式的古文风格，对唐顺之“本色论”和归有光“以质为文”作了绝好的补充，即本色、质朴之外还要“五味和合”。本色与质朴并不意味着单一，而是指自然而然，浙人之疱的魅力在于“不易其性”，各种元素融合在一起而又整体渊雅醇茂。复古思潮是明代文学的主流，黄氏也属于复古主义者，但他的复古绝不是前后七子的模拟字句，而是强调精神复古，追本六经体现的圣贤精神，与之相应，风格上的表现就是五味和合、温柔敦厚。

　　黄氏对醇雅的追求与乡贤的教导密切相关。他敬佩徐学谟“文章政事”统统出色，大有功于纠正前后七子复古的思潮，在《徐宗题制义序》中述其功绩曰：“公与弇州为同年友，周旋四十年，持论不为之变。弇州晚年颇好唐宋，而不薄归熙父，则亦自公发其端云。”徐学谟欣赏归有光散文中若陶诗般流自肺腑的“淡”和“醇”，评论归文所长在于“澹然若不经意，而妙思溢发，有得于天理人情之极致者”，大大胜于“今饾饤西京人语，勉强傅致仿佛，殊不论其人之肖与否，而一切为无情之辞，文虽工，终不古”之人（《春明稿·斋语》）。徐氏喜欢盛唐诗“实情实景，无半语夸饰”，与喜欢归文“第摅己臆，略不为装饰半语”一样，源于对不磨灭真性情的“诚”的执守，在文学上显现为“醇”的特征。黄氏接受了这一观念，他的道德文章一秉于“诚”，认为“文诚必传”（《陈义扶文稿序》）。他的文章的确典雅醇实，句句源于心声，得归氏真传，如朱彝尊所言：“其言和以舒，其析理也审以辨，其援据经史，博而不诬，所谓修辞立其诚者非与。”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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