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绕京城之特殊行政区域称为畿辅。辽、金、元、明、清五朝，畿辅大体上就是环北京（或称燕京、中都、大都）的行政区域，它是一个地理区域，也是一个文化区域。畿辅因与京城在地理空间上的接近，其文化呈现独特面貌，具有独特历史发展轨迹。

　　辽金以降畿辅以北京为核心，以畿辅各府、州、县为辅助，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特殊文化圈层结构，各种文化因素在此结构中碰撞交融。北京处于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围绕这一中心产生了一系列聚合效应，整个畿辅的运作都以服务于首都，以对京城进行政治保障、经济支持、军事拱卫为主要目标。畿辅地区以环北京的近畿为主，以其他城市为辅，最终形成区域文化圈层。第一个区域圈层是核心圈层，包括距离北京五六十公里之间的各府州县，大体相当于元代的大都路和明、清顺天府所辖诸州县。第二个区域圈层是紧密圈层，约处于距北京一二百公里的不规则圆周上。其特点是：与北京拉开适当距离，使畿辅圈层结构向外扩展，从而建立起更具纵深的政治、经济、军事体系，更好地发挥畿辅对京城的辅助保障功能。第三圈层地处第二圈层的外围，是延伸圈层，主要包括东南的河间府、南部顺德、广平、大名等府。第三圈层使得京城的军事缓冲带进一步延伸，虽在总体上同样围绕京城进行运作，但因中心与外缘空间距离的加大，显现出由密趋疏的互动关系。

　　辽金以降畿辅都是通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多制度保障其处于政治中心性的区域特点。围绕京城的地理位置，与京城紧密的政治经济联系，拱卫京城的军事功能，系统性的畿辅制度，对畿辅区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交通、赈灾、水利、语言、民俗在内的诸多方面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最终形成一个环绕京城、相对稳定的畿辅文化圈。畿辅文化圈一定程度上保留其固有的地方传统——从先秦以来不断发展丰富的燕赵文化，同时在与京城的文化互动中产生若干新特点，形成京城文化与燕赵文化相结合的新型文化。

　　学术文化。畿辅区域环绕全国政治中心，有着特殊地位，学术生态也呈现独特面貌。

　　京城作为皇家文化的发源地，有着完善的行政机构和丰富的文化设施。在相关研究中体现出对皇家所在之处、对全国政治中心的注重，是畿辅学术文化的重要内容构成。比如翰林院，它既是文翰管理的中央机构，又是精英文士的荟萃场所，对学术文化具有引导作用。同时翰林通过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体现个体差异与各自学术文化特点。如乾隆年间，顺天大兴人朱筠以校核翰林院藏《永乐大典》逸书，提出《四库全书》的编纂建议，并充任《四库全书》纂修官，即为个人能动性的发挥。国子监作为设在京城里的国家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其职能、影响及符号意义，对于畿辅学术文化生态环境的形成都是不可或缺的。在畿辅地区，“官文化”规范和约束更为明显，但依然存在私人运作空间。譬如保定孙奇逢为宗主的夏峰学派以慎独为宗，以体认天理为要，以日用伦常为实际的学旨，对所依凭的理学有其新的发挥，初露燕赵学人重实的学风端倪。而后颜李学派标举实学，提倡“实文、实行、实体、实用”，以燕赵“清刚质直”的学风，对性理之学的空疏予以反拨。

　　宗教文化。辽金以降畿辅宗教在寺观建设、宗教团体发展等方面既与不同朝代统治者的宗教政策保持一致，也有因地处畿辅、环绕京城而形成的独特之处。尤其是环北京的近畿，历代以来寺观林立，著名宗教团体和人物云集，文人游赏参拜，留下了丰富的碑记、诗文，其人文底蕴甚为深厚，体现出宗教与文学交流密切的特点。而且由于靠近京城，便于帝王以及皇室成员参拜、祈福和资助，留下了大量的御制碑志、铭文，其气派气象与同时代其他区域迥然有别。畿辅地区以北京为中心点，随着空间距离的加大，寺观分布也由集中趋于分散，总体上远畿的寺观发展要落后于近畿。又由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宗教建设和发展也呈现出不平衡状貌。总体情况是，畿南强于畿北、畿西和畿东。据《光绪畿辅通志》记载，明代畿辅地区创始或重修的寺庙数量，顺天府独占鳌头，而畿南保定、真定、顺德、广平、大名诸府分布数量是畿西宣府、畿东永平、河间的近三倍。清代，由于疆域的拓展和统治时间的长久，以及对边疆蒙藏民族的怀柔政策，畿西北地区的宗教崛起，承德、宣化、口北地区在宗教方面取得长足进展。同时畿东永平、山海关地区，随着与东北地区通商交流的日趋频繁，其宗教文化也不断获得新发展。清代畿辅地区的宗教发展在地域分布上更加平衡，这是畿辅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断深入的结果，也是畿辅与京城融合程度不断深入的结果。

　　由于畿辅区域是首善之区，外来宗教的庙宇、教堂和团体来此活动，较全国其他区域更为活跃。伊斯兰教在畿辅建立顺天府牛街礼拜寺、天津清真大寺、河间清真北大寺、定州礼拜寺四大清真寺，畿辅伊斯兰信徒在汉语文学创作方面有清新的特色。基督教在元代进入畿辅地区，在明末发展到一个高峰，清代前中期趋于消歇，晚清又复活跃。因为列强入侵激起民间反抗情绪，畿辅区域发生天津教案、热河教案，对政治、文化生态产生重大影响。

　　科举文化。对于畿辅地区，科举政策向来有所倾斜和照顾，又加上名流云集，从而形成以京城为中心的独特畿辅科举生态圈。对辽金以降畿辅地区的登科、考官、学官、学校等情况进行统计，可知考官参与选士，往往以其学术思想、文学观念和趣味好尚作为评卷标准，并通过影响朝廷的文风态度而影响科场风尚。同时，参与科考的举子有意识地投考官之所好，或有意揣摩，或因循时尚，以期获取功名。辽金文学基础薄弱，科举对文学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由科第跻身政坛要位者间见迭出。随着进士出身的文人接踵执掌文坛，整个社会掀起了重科举、好文学风气。许多畿辅进士在文学上卓有成就，金代出现了周昂、赵秉文、李纯甫、王若虚等众多优秀作家，推动畿辅“国朝文派”迅速发展。元代科举对畿辅文学的影响则更为复杂，前期废除科举，对畿辅杂剧、散曲等俗文学的发展尤为有利。大都、真定成为杂剧中心，与因科举停废造成文士底层化命运而形成的思想自由风气息息相关。后期恢复科举，又造成畿辅文坛诗词文雅正风气的回归。

　　明代畿辅科举文化一方面促进和推动了属地士子知识的增长、品格的提升、境界的扩大，另一方面与燕赵朴厚、笃孝的士风相结合，通过不断积淀进而形成了畿辅文坛的独特风貌。随着八股取士制度的实施，畿辅士人醉心科举、流连课艺，主要从事创作的文学体裁是诗文，且呈现复古的偏好。清代科举与畿辅文学各体创作均形成了互动关系，满汉两榜取士以及顺天府取额的优势，使得畿辅文坛甚为活跃，满汉文人交流频繁，民族融合的因素在文学发展中产生了更大的影响。畿辅区域原有的沉郁悲凉审美风气，受京城文化趣味带动，遂使乾嘉以后渐趋纤弱和闲逸。

　　因科举考试需要而设置的官学和私学，孕育了文学书写，畿辅官学教师和书院山长作为文学主体，在畿辅文坛构成了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场举子在畿辅区域活动频繁，赶考和落第，干谒和结社，皆影响其心态，并映射到文学表现之中。明清畿辅八股文创作成绩显著，明代有杨继盛、赵南星等名家，清代则有纪昀、翁方纲、朱筠、朱珪等。

　　在圈层结构中运作，辽金以降畿辅与京城之文化交流与融合有其历史规律。在学术、宗教、科举文化方面，畿辅与京城的交流和融合以京城为中心展开，支撑和服务功能占据主流，由于京城的辐射给畿辅区域带来新气象，但总的来说多侧重于单向流动，文化资源各种要素更倾向于由畿辅向京城集中，没有形成相对平衡的双向交流融合。另外，除明代以外，辽金以降中国皆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多民族文化不断融合，最后凝汇为大中华文化，环绕京城的畿辅是展现这一过程的核心地带之一，畿辅是文化形成和向外扩散的重要地区。畿辅与京城之文化交流与融合呈现出的若干正向规律，对于进一步促进各地区、各民族文化发展具有独特历史意义。

　　（作者分别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千年来畿辅文化形态与文学研究”首席专家、子课题负责人；均系河北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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