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湘晨20多年沉浸式拍摄新疆。

　　刘湘晨拍摄的纪录片《祖鲁》剧照

　　他当过老师，做过记者。1996年，他踏上帕米尔高原，将镜头对准了塔吉克族，推出了个人首部纪录片《太阳部族》，从此走上了影视人类学拍摄之路。他推出了“垂直新疆”的拍摄计划，从海拔最高的帕米尔高原依次下延，一直到被沙漠环围的绿洲，用人类学的视角和方法，记录和观察不同海拔带的少数民族文化状态。

　　20多年来，他拍摄的作品在国内外广受关注：《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成为维吾尔木卡姆申报联合国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的重要影像媒介;《大河沿》《献牲》《祖鲁》应邀三次在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世界大会展映。他本人被评为“光影纪念——中国纪录片学院奖”中国纪录片60年发展历史中的6位“特殊贡献奖”获得者之一、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十年特殊贡献奖”获得者。

　　他是对影视人类学有着某种“执念”的一位记录者。20多年间在新疆沉浸式的采访、拍摄，不仅积累了超过10万分钟的影像素材，还结交了各民族的朋友。他，就是新疆师范大学教授、纪录片导演、影视人类学者刘湘晨。

　　在新疆的多元文化构成中发现共通性

　　记者：新疆地域广阔，民族众多。您从1996年开始拍摄纪录片，制订了一个“垂直新疆”的拍摄计划，这个计划的具体所指是什么?

　　刘湘晨：我从1996年开始拍第一部纪录片，中间也有过转向，但大的趋向是一致的：在剧烈的社会变迁之中，沿着海拔带从最高的地方开始，去经历、感受、观察、记录文化变迁中发生的故事。

　　新疆地域广阔，历来是多民族聚居、多种文化共存地区。新疆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绿洲农耕与草原游牧文化的相得益彰，不同生产生活方式的族群交流互补、迁徙汇聚，开创了多种文化并存的生动局面。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交错聚居，沿着海拔带分布呈现不同的文化特点。比如说，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主要生活在海拔3500米至5500米之间;蒙古族聚居的巴音布鲁克草原，海拔为3100米左右;哈萨克族大部分生活在海拔1500米至3000米之间;维吾尔族主要生活在平原绿洲，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地域和民族特色。我从海拔最高的塔吉克族开始拍摄，如今已经完成了塔吉克、柯尔克孜、蒙古、维吾尔4个民族的记录，拍摄素材超过10万分钟。接下来我将用两年的时间完成哈萨克族的拍摄，未来还要用10年的时间进行后期剪辑，这个工作量是巨大的。

　　记者：对不同海拔带的民族，您都是怎样进行记录的?

　　刘湘晨：我在每个海拔带关注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民族，设计有很多项目。有的是纯粹的人类学作品，有的是面向大众的纪录片。每个海拔带我都会拍摄一部大的纪录电影，我称之为影像史诗。它是对一个民族的深度描述，一般时长90至120分钟，回溯这个民族的过往、形成的流脉、正在经历的变迁、未来的发展等。

　　除此以外，我还会拍民族的节日。2013年至2019年，我共完成国家哲学社科重大委托项目子课题《中国节日影像志》《中国史诗百部工程》19部。“节日影像志”如今已经成了一个学术方法。因为节日仪式是日常生活的高度概括和凝练，这中间的细节、场景、过程都具有丰富的象征性，可以很好地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的所在状态。

　　我还会拍60至80人的口述史，通过文化持有者的视角与立场来描述文化所在的状态，来表现他们对自己文化的解释。我也会出书，出摄影集。这些都是对同一文化空间的系统表达，有不同的方式、形式和侧重点。

　　记者：在拍摄过程中，新疆多元文化构成的结构特点给您带来了怎样的创作灵感和启示?

　　刘湘晨：我国“西高东低”的地理结构导致了中华文化的内源性特征。西部庞大的雪山和高原阻隔，形成了中国文化相对的内在和谐统一，向心力特别强。虽然新疆历来是一个民族走廊，各方过往都有，总体来讲，这里的文化具有很强的内生性、向心力。地缘的不同导致了不同民族之间文化的差异性，但这些文化之间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比如说塔吉克人对食物很尊重，认为食物至高无上，从中华民族大的文化体系来说，对食物的尊重是共通的。新疆各民族都是善待自然的典范，尤其是哈萨克族与自然相处的态度，非常符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我认为，所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文化而言，强调的是56个民族的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的不同侧面和共同的基因。这些“基因”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一个融合体，共同形成了中华文化的肌理和机制。正是因为有了多元的构成，中华文明才具有了强大的基因优势，拥有丰富的营养，具有强大的韧性和内生动力。

　　文化尊重是获得“内部叙述视角”的前提

　　记者：有些导演会将纪录片导向戏剧性，但观看您的纪录片，会觉得您融入了这个家庭，成为了这个家庭的一员。

　　刘湘晨：影视人类学工作者的作业前提，首先是对文化的尊重，这种尊重不仅是态度的谦恭，更重要的是了解这个文化的构成。如果你连一个生活常识都不知道，你说你尊重它，何以见得?

　　再者，要投入长时段的时间深扎到这个地方，和他们建立可信赖的田野关系。每个人的价值观念、生活习惯不完全一致，有些甚至差距很大，你要像家人一样慢慢地融入进去，成为人群中的“自己的人”，与拍摄对象的情感、立场，以及他们对事物的认知视角融合在一起，你才获得描述这个文化的资格，这在学术上称之为“内部叙述视角”。

　　内部叙述视角不光是一个镜头视角，实际上更是心理视角、文化视角。一个优秀的影视人类学家、一个优秀的影视人类学作者，常会成为人群中的“儿子”、亲戚。因此，文化工作者、纪录片工作者、影视人类学家要抛开原有的自我身份，通过沉浸式的体验，通过投入大量时间消除隔阂，才能获得内部叙述视角，看到内在的逻辑性。

　　记者：您拍摄《祖鲁》的时候，进入到拍摄对象家，多久才会开机拍摄?

　　刘湘晨：前期我们要进行田野调研，寻找到合适的拍摄对象，我们称之为“踩点”。找到点以后，跟拍摄对象一起生活，先拍外景，由远及近，由外及内，与他们共同经历家里的大情小事。一般3个月以后，我们的相处就很融洽了，拍摄对象也能比较自如。

　　时间长了，摄影机就像家具一样，成了家庭必要的组成部分。这种自然的状态，没有足够时间的沉淀，没有很好的情感沟通的话，是无法获得的。

　　记者：有人形容，您拍完片子以后，脸成了哈密瓜皮。

　　刘湘晨：不准确，我们的脸不可能成为哈密瓜皮。我们就不洗脸，有天然油脂的保护，不会裂。只有天天洗脸、用化妆品的人才会裂。

　　记者：您还用胡子的长短记录过时间?

　　刘湘晨：有一个纪录片拍了一年多，我从没有胡子到胡子这么长(比划到脖子)。片中我要出镜，胡子是一个标志，我想用胡子让观众看到所经历的时间。

　　记者：您拍摄的这些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在沟通上您是怎么做的?会不会存在困难?

　　刘湘晨：我们有时候有翻译，有时候没翻译，没翻译就靠肢体语言、同一情境中的相互理解与沟通。虽然学习语言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尊重和虚心。用尊重和虚心，慢慢地走进对方的内心，走进人群的深处，走进文化的内核。

　　只有跟他们生活在同一语境、同一频率，才能够感同身受地体会到这些文化形成的过程，才能够感受到那些普通的茶、馕的美妙，才不会犯常识性的错误，更不会给文化作父老乡亲们不认同的解释。

　　影视人类学的核心价值在于记录

　　记者：有人好奇，您为什么不去导剧情片?在您看来，生活就是最好的编剧?

　　刘湘晨：都说“小屏幕、大艺术”，客观地说，在屏幕上呈现的艺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对我来说，有一个职业和兴趣的个人志趣。电影我也做过一些，它是一个制造、创造的过程。相比之下，纪录片是在现实语境中拍摄记录，随时在遭遇，出乎你的想象，你要马上作出判断，马上想办法呈现，每次都要打破既定的东西，不断给你惊喜。

　　记者：民族志纪录片和一般的纪录片，最主要的区别在哪里?

　　刘湘晨：纪录片是艺术品，诉求的末端是观众;民族志影片是学术文本，诉求的末端是文本的完成。所以民族志影片有种作品的特质，但它一定要完成学术观察的过程，这是两者的区别。

　　《祖鲁》这部影片获得本行业最高级别的世界性认可，不是说我做得好，而是说世界各国的学者能够读懂其背后作为影视人类学学术文本的意义与价值。《祖鲁》表面上是记录了蒙古族的“点灯节”仪式，但其隐含的文化结构是蒙古族现在的文化状态、文化构成。这个文化构成包含着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信仰体系，如果我们将其单纯地归为某一种信仰，那就过于简单化了。藏传佛教只是他们的一个文化面向，甚至只是一个表层的文化面向，更深层还有他们的天(腾格里)崇拜。所以，我给我未来的蒙古族纪录电影的名字就是《腾格里之子》，意为“天之子”。

　　记者：上世纪50年代，我国拍摄了一大批民族志影片，成为重要的历史见证。您认为影像民族志最重要的价值是什么?

　　刘湘晨：影像是具有独立人格的学术表述体系，具备观察、阐释、解读的能力。文献性是影视人类学的核心价值之一。上世纪50年代那批民族影像志作品，尽管当时的拍摄有种种不足，但是那一批影片不可替代，成为永恒的经典。

　　现在，文旅部节日和史诗两大国家影像计划的推出，也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它们是两个路径、通道、窗口，通过节日仪式来荟萃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变迁过程，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文化自觉和对自己文化的高度负责。

　　记者：未来如果有人想要了解新疆各民族的历史，可以通过您的纪录片获得很多认识。

　　刘湘晨：我的纪录片可以为想了解新疆的人，提供某一方面的参照。如果这个时代没有记录，那这个时代的影像资料就空缺了。影视人类学的记录，不仅是典藏，更要有恒久的文化参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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