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现代——民族服饰旧裳新尚》中的宇宙大爆炸设计。滕俊摄

　　新博物馆学催生了很多生态博物馆，社区居民成为博物馆的主体。邱玮摄

　　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当下，很多地方开设了民族文化的相关展览。这些展览以丰富的实物和文字介绍了相关民族的历史沿革、自然环境、民风民俗等。但这些知识性展览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拉近彼此之间的心理距离、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和认同？

　　11月9日至10日，由中国民族博物馆主办的“2019第二届博物馆人类学研讨会”，对“他者”文化的展示方式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试图以博物馆人类学为依托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上海大学图书馆馆长潘守永、台湾逢甲大学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教授王嵩山、伦敦大学学院教授迈克尔·罗兰等做主旨发言，200多位国内外与会专家、学者和从业人员，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对话、观点与案例的互证，共同掀起了关于民族类博物馆建设的“头脑风暴”。

　　展示的困境和观念的改变

　　说起博物馆的展示方式，人们往往会想起国家博物馆内那些陈列在玻璃柜里、用仪器精确控制干湿度和温度的经典展示方式。对于具有唯一性、稀缺性、艺术性等独特价值的重要文物来说，这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却最为稳妥的保护方式。

　　然而，对于民族类博物馆来说，很多展品并没有达到文物的唯一性、稀缺性指标。有些服饰、日常用品至今还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其价值内涵需要依靠具体的场景来还原和呈现。对于这样的展品，如果也用历史文物的展陈方式来展示，观众很难从一个个被区隔的、孤立的“物”中获得鲜活的认知。

　　早在19世纪晚期，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就发现了民族学博物馆的独特性，提出了他的“理想中的民族学博物馆的样子”：一是“按照部落陈列”原则，每个部落的文化都是由于共同心理因素所引起的，或者受共同环境影响而产生的某种现象，所以博物馆的陈列应该以部落为单位陈列展品；二是“显示环境影响”原则，展品的分类和陈列必须与环境一致，以便显示出环境对不同文化的影响。

　　上世纪60年代起，博物馆实践开始关注人的因素，博物馆成为展示物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空间。由此带来了博物馆职能的历史性转变：博物馆逐渐由以藏品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转变，博物馆的文化功能逐渐从“物”的展示向“物”的诠释转变。上世纪80年代新博物馆学运动的提出和本世纪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提出后，这一趋势尤为明显。

　　中国民族博物馆副馆长郑茜认为，这一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传统知识性展览将面临颠覆性变革。郑茜认为，从人类学视角来看，当前很多民族文化的展览，如果只呈现充满差异性的知识，观众很容易产生心理上的陌生感，加剧了认知的鸿沟，也难以形成情感上的亲近和心理上的认同。在这种新的价值取向之下，博物馆面临着一种新的展示困境，那就是“物的意义”成为展示的主角，观众从一个被动的观看者、观念的接受者，变成了展览意义的建构者，成为博物馆展示、设计、制作等一系列业务操作流程的一个不在场的建构者、一个隐性的策展和设计制作的参与者。

　　在王铭铭教授看来，在现代博物馆中，很多原来作为社会整体一部分“显”的文化被隐匿，变得不可见，这种“隐”让活生生的文化无处可寻。他认为，博物馆应关注整体、关照这些文化的全部，将隐藏在文化背后的社会关系诠释出来，从而使博物馆展示的物品原本的精神性内容能够流动起来，鲜活起来。这与郑茜所说的“物”的诠释理念不谋而合。

　　如何展示“物”的意义

　　一张巨大的可以反光的塑料纸映衬下，一台传统织机被拆散，错落有致地悬挂起来，通过层层反射，形成了一种宇宙大爆炸的效果。用装置艺术来诠释民族服饰上的宇宙观，这是中国民族博物馆策划的“传统@现代——民族服饰旧裳新尚”所做的崭新尝试。

　　展览推出4年来，在全国多个地方巡展，引发了强烈的轰动效应。展览通过以物为渠道，建构并呈现关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形态，并寻找将观念、设计、物的知识融入展陈叙事的可能性。

　　郑茜认为，民族类博物馆要破除“他者”文化的陌生感困境，有必要在展览中搭建观众与展品之间认知的桥梁，通过挖掘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遍意义、现代价值的内涵，与观众形成一种密不可分的意义连接。

　　类似的连接在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策划的相关展览中也有尝试。策展人将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服饰，与当代的时尚策展相结合，通过关联文物与时尚，追溯历史与当下的连接，建构对民族服饰多角度的诠释方式。

　　“博物馆的民族服饰不仅以物质文化遗产的本体呈现，其所传达的人与服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和其形成理解的文化环境在此过程中得到深入挖掘和探讨。”北京服装学院讲师胡小妹说，在这一过程中，策展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翻译”过程，更强调观看之道，以及人与物、人与人之间在展览空间中的交互与联结。

　　由于很多民族文化遗产并非一种固态的知识，而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为了更好地展现“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体现自然环境对“物”的影响，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博物馆的实践也在中国得到推广。

　　这一博物馆的形态更加强调了社区居民作为文化生产者的主体性作用，其核心原则就是社区参与，整个社区都是博物馆，社区的居民是文化的拥有者和主人，其主观能动性得到进一步激发。在本次研讨会上，诸多学者探讨了生态博物馆实践的个案。大家认为，作为社区的建设者、文化保护与复兴的重要力量，生态博物馆的实践能够帮助各族群众坚定文化自信、实现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并且在乡村振兴、文旅融合中发挥重要作用。

　　划一根火柴，点燃一把大火

　　此次研讨会是一次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的对话。学者高屋建瓴的研究为业界提供了理论指引，业界千姿百态的实践也为学者提供了案例样本。

　　当前，民族类博物馆的诸多实践，背后都离不开博物馆人类学这个理论工具的有力指导。它不仅帮助博物馆用人类学理念和方法完成征集、展览陈列、社会教育等各种工作，还用人类学理论帮助理解文物蕴含的历史与人文信息，实现从藏品到展品的知识建构与传播，促使博物馆工作者对博物馆的实践、意义和发展目标保持清醒的认识。这一工具的引入，是中国民族博物馆引以为豪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

　　2013年，中国民族博物馆基于自身文化功能与文化使命的定位和理解，引入了博物馆人类学的理论原则，并提出“建设中国博物馆人类学研究基地”的设想。

　　2017年，首届博物馆人类学研讨会在京召开，被评为该年度“文博界百件大事”之一。作为沟通博物馆实践和人类学理论的一座桥梁，博物馆人类学研讨会促进了博物馆人类学学术与实操的连接。

　　在这次会上，郑茜打过一个比方：中国民族博物馆划着了一根火柴，结果点燃了一把大火。如今，这把大火正在持续不断地燃烧。

　　台湾逢甲大学教授王嵩山提出，好的博物馆民族志，是博物馆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分支，为母科学作出的基本贡献。他认为，过去我们都是将西方博物馆模式套用到非西方国家，中国的博物馆人类学，其根基应该是反思西方博物馆和西方博物馆学的思考模式，探索不同的社会如何建构一个独特的博物馆。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在本次研讨会上，年轻人的广泛参与也成为一大亮点。会上推出了“青年策展人特别单元”，以资助高校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民族史、社会学及其它相关学科博士候选人或优秀硕士生的方式，引导他们以人类学的视角做深入的田野调查，并将成果以博物馆展览的方式呈现。经专家评选，中山大学杨圆媛的《度·量：唐卡画师的神圣与世俗》、日本千叶大学王建明的《祖先的御史：苗族“百鸟衣”守护与传承文化大展》两个策展方案从6个入围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优秀奖。

　　中国民族博物馆馆长顾群表示，博物馆是连接传统与未来的文化中枢，民族博物馆更承担着塑造中华各民族的国家认同，收藏、保护和弘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向公众介绍国家文化形象的重要任务，因此，他希望更多的学者与公众可以加入进来，共同开拓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复兴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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