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工程自2021年被列入国家“十四五”重大文化工程以来，带动了学术界对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以下简称“三交”史）研究的持续深入，由光明日报理论部等机构评选出的2023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多维度研究”位列其中。

　　就“三交”史研究的方法而言，“多维度研究”已成为普遍共识。其中，制度史视角在“三交”史研究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制度史研究是中国传统史学研究最基础、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因为制度在社会组织结构中处于重要地位，“制度变迁决定了人类历史中的社会演化方式，因而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另一方面，制度史研究重点关注制度属性、制度运行、制度与人、制度思想（文化）和制度逆向（违反制度、潜规则）等不同层面，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等不同的内容，有助于把握“三交”史的整体脉络和核心问题。

　　制度是社会整体运行规则和规范体系的统称，是社会有序运行的保障。如果说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根基，那么国家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政治基础。我国历代王朝（政权）都重视“大一统”制度的建设，以制度为保障，不断增进政治上的共同性，实现全社会在经济、社会、文化上的一体化发展。同时，经济、社会、文化等层面的制度建设和具体实施，又促进了政治共同体的持续稳固和不断发展，实现了各民族交融汇聚。相较于“三交”史研究这样新的议题，中国传统制度史研究的学术积累颇为深厚，在我国传统民族史、民族关系史研究当中，对相关制度的研究也予以了高度重视。

　　政治制度创造了各民族交融汇聚的条件，制度体系形成、巩固和发展了政治共同体。王朝国家的出现，是政治共同体确立的重要标志。为管理辽阔疆土和众多百姓，地方管理制度大体经历了由“分土而治”到“分民而治”的过程，郡县制成为最重要的地方管理制度，因时因事设计的省、府、路、监、道等管理方式，以及刺史、科道、使职差遣、巡按和督抚等人事制度，连接起中央与地方“大小相制、内外相维”的制度体系。在“大一统”观念影响下，广袤的边疆被纳入国家管理体系当中，各地方（民族）政权之间的冲突、朝贡、盟约、交通、联姻、和亲等政治关系，把不同族群密切联结在一起。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宗藩制、羁縻制、朝贡制、南北面官、土司制、行省制、督抚制等制度，促进中华各民族在政治上不断凝聚共识。无论是制度的承袭、演变或创新，都成为稳定政治共同体的可靠保障。

　　经济制度推进了全国经济的密切联系和一体化进程，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经济制度的出现，首先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要，其次才是社会和国家存在的需要。历史上，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基本动力首先是生存，一是基于生存竞争和趋利避害驱动的人口流动，二是基于不同经济类型的互补性物资交流。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经济制度，既有国家建设层面人口、田地、赋役、货币等强制性的，也有社会、行业规范经济秩序、行为准规的；既有统一政权内部保证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顺畅通达的，也有不同政权、不同民族之间互补性经济往来的规定。历时数千年的朝贡、互市、关市和榷场等，都有相应的管理制度，保障了边疆民族地区与中原王朝之间、不同经济类型以及不同民族及其政权之间的经济往来，促进了中华民族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社会制度促进了不同的社会群体（民族）关系的形成，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密切关系。不同社会群体及其社会性流动，促进各民族之间在情感上不断亲近，奠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社会基础。群体的形成及其交往方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制度。社会各群体流动和迁移形式多样，诸如出仕、调任、贬谪、调军、行商、坐贾、流民、流寓等。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交往交流交融的不断深入，原来的制度壁垒会不断被打破，制度也因此成为观察社会流动的视角。中国是一个礼仪大国，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皆有可能纳入礼仪制度之中。各民族之间增进社会共同性的交往交流交融，体现在物质生活层面的服饰、饮食、居住、医药、交通、婚姻等社会生活各方面，衣食住行、言谈举止皆有法度可以遵循。随着时代的发展，各民族交融汇聚不断加深，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基础不断巩固。

　　文化层面的制度建设，有效地保障了思想和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巩固和不断发展，决定了中华文化精神的不断凝聚并最终融为一体，决定了各民族之间最深层的文化认同。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各民族在文化层面的交往交流交融，诸如儒家经典、诸子思想、宗教信仰、民风民俗、文化教育、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正因为制定了相应的教育教学、思想文化政策，才能全面地促成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尊孔崇儒”是历史时期各民族在文化领域交融的主要线索，中央王朝大力倡导儒家文化，在边疆地区设立了大量府、州、县学和卫学、司学等官办学校，从多地选派教官，鼓励各民族子弟入学读书，此举传承并丰富了中华文化，奠定了中华文化认同的思想基础。

　　因此，从制度史视角关注“三交”史，可以更好地理解、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基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断巩固、发展的深层机理。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

• 前一则: 深入研究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
• 后一则: 陈育宁：中国民族史研究的理论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