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全国对口支援西藏30周年，也是浙江对口支援那曲30周年。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山海情》描写了一批批援藏干部与西藏各族干部群众一道，推动西藏各项事业取得长足发展与全面进步的感人故事。书中“浙藏同心共富裕”的动人篇章，展示了一段段“高山”与“大海”的情谊，书写了一个个“双向奔富”的佳话，是传承弘扬援藏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实证。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山海情》作者、浙江首批援藏干部张国云，听他深情追忆援藏往事，畅谈自己的西藏情缘。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

　　记者：《山海情》并非您第一次写西藏。自30年前踏上雪域高原，您一直心系西藏，先后创作了《走进西藏》《高原手记》《雪域寻踪》等作品。您在《山海情》的创作中又有着怎样的情感蓄积和释放？

　　张国云：1994年7月，全国支援西藏的号角吹响，浙江对口支援那曲，我由此踏上援藏之路。“三年援藏路，一生援藏情”，那曲早已成为我的第二故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激情涌动贯穿我整个写作过程，写作中，我的思绪一次次回到在那曲的难忘岁月。

　　对口援藏工作开展以来，30年筚路蓝缕、30年风雨兼程，一批批援藏干部前赴后继、义无反顾、化家为国，为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打下坚实基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族儿女在雪域高原共同创造了改天换地的人间奇迹，在中华大地留下了永不磨灭的丰碑。这些无时无刻不在鼓舞我将30年来的援藏情怀注入创作中，以真诚的态度、坚实的脚力和扎实的采风完成这部作品。

　　记者：在《山海情》中，您以援藏干部的身份，回望30年来援藏干部艰辛跋涉的足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只是一种非虚构的文学书写，更是援藏干部生命经验的表达。您的创作目标和期待是什么？

　　张国云：这本书首先想表达的是我作为一个援藏干部的“山海情”，有我个人浓厚的情感体验。30年来，我先后数十次前往藏北草原，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援藏工作。惦记那曲，似乎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日常。在那曲，“风吹石头跑，氧气吃不饱，冬天暴风雪，夏天穿棉袄”，但一批批援藏干部发扬“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苦”的精神，艰苦奋斗。作为援藏工作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我力求以真切的描写、扎实的叙事，将读者带入热火朝天的西藏建设场景。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这本书更想展示援藏干部共同的“山海情”。他们在无人区建设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甲岗水电站，推进冬虫夏草半野生抚育国家级项目，建成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浙江路”……在披荆斩棘中谱写出一曲曲壮丽而宏大的援藏交响乐。

　　“西藏的发展绝不是神话”

　　记者：援藏30年来，西藏的发展有目共睹。在《山海情》中，您通过平实而细腻的叙事，塑造了一个个援藏干部形象，展现了西藏建设者的精神面貌。能否举例介绍一下？

　　张国云：书中重点写到的人物，有与我同一批赴藏的同事，也有不同批次的援藏干部，还有援藏企业家等。他们虽在不同的岗位，所作贡献不一样，但都情系雪域高原。

　　对张家明事迹的叙说，我花的笔墨较多，用情也很深。张家明是浙江省科技厅派出的援藏干部，进藏之后担任那曲地区科委主任。那曲山高坡陡、干旱缺水，他便筹钱买水锤泵，选择比如县白嘎村作为试点，将水锤泵安装在怒江的一条支流上，亲自主持安装调试。出水那天，群情振奋，当地的老百姓嚷着要见见“活菩萨”。

　　为提高那曲冬虫夏草的产量和质量，张家明把专家请到高原，每天匍匐在草地上观察、测量和统计冬虫夏草。天道酬勤，他们培育的冬虫夏草产量超过基地外的一倍多。恶劣的高原环境没有消磨张家明的工作意志，却过早地透支了他的身体。2001年，张家明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还有在无人区坚守6年的梁楠郁，他来自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作为第八批援藏干部，他于2016年进藏担任那曲地区双湖县常务副县长。进藏两个月，梁楠郁发现双湖县缺乏可持续发展产业，便因地制宜开出一剂“良方”——发展卤虫卵产业。2019年，梁楠郁3年援藏期满，但他决定留下来继续援藏，转为第九批援藏干部，推动自己参与的扶贫产业更加成熟。

　　援藏有期，奉献无期。青藏高原的发展绝不是神话，是一批批援藏干部接续与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共同奋斗的成果。援藏干部们踏上雪域高原的那一刻，便与这片土地血脉相连。

　　记者：昔日那曲，连一棵树都难以成活，但如今这里已经成为藏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全国最年轻的地级市。您在见证这种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有何感受？

　　张国云：自对口援藏工作实施以来，我每次来到藏北，都能看到令人欣喜的变化：青藏铁路、光电设施横贯那曲，面积相当于20多个北京“鸟巢”的多功能物流中心建成，牧民收入成倍增长，人居环境迭代更新……2013年，那曲启动城市给排水、污水处理和集中供暖“三项工程”建设，上千户拆迁牧民转为当地“城市人”，日子越过越好。

　　城镇化的加快，既有力地促进了那曲的经济发展，也改变了当地的教育面貌。起初，藏北适龄儿童入学率非常低，比起缺氧，那曲更缺学校。不久，一所所希望小学拔地而起，异地办学模式也日益成熟，越来越多的牧区孩子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令人欣慰的是，当地的经济发展还带来了老百姓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化。牧民适应了从马匹、摩托车到汽车，从帐篷、土房到新居，从土路、油路到高速公路的转变，也更注重文化生活的丰富，更加追求乡村文明新风。“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我能亲历、推动这种变化，实在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幸福。

　　“种下阳光，春暖花开”

　　记者：艰苦，大概是援藏干部都有的体验。您在10多年前写下散文集《致青藏》时，在西藏当过兵的作家麦家留下评语：“作者去过的地方我大多去过，他品过的酸甜苦辣、天上的风光、地下的恐惧、世间的离奇、人间的非凡，我也大致感之受之过。”回首来时路，您怎么看待这种艰苦？

　　张国云：当我们第一次从青藏公路向那曲进发，抵达拉萨市当雄县路口时，有人提醒我们，这里生长着藏北高原上的最后一棵树。高寒缺氧使得这里人烟稀少，许多地方寸草不生。当我们惊讶于这里的极端天气时，一位憨厚朴实的牧民反倒诗意地对我们说：“黑色的大地是我用身体量过来的，白色的云彩是我用手数过来的，陡峭的山崖我像爬梯子一样攀过，平坦的草原我像读经书一样翻过……”牧民的乐观、豁达鼓舞了我们。

　　实际上，早在1300多年前，文成公主就是沿着这条唐蕃古道，跋涉万里、历经艰辛进藏的。每一位援藏干部来到高原之后，都要先学会适应自然，但更重要的是有精神、有信念，所谓“先做高原人，再干高原事；做好高原人，干好高原事”。

　　记者：《山海情》是一部兼具纪实性与创新性的长篇文学作品，叙事结构精巧、文辞优美，展现了新时代援藏主题文学的新气象。对于这种文学风格，您是如何考虑的？

　　张国云：在多数人心中，藏北高原是一个苦难的地方。为了不让作品被这种情感浸泡，我在写作中努力寻求诗意表达。

　　我喜欢让人物自己“说话”，如《不长树之地长的“树”》中的援藏干部余风说过“种下阳光，春暖花开”。我们熟知海子的诗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种下阳光，春暖花开”在雪域高原上有更深层次的含义：面朝大海的毕竟是一个旁观者，“种下阳光”的才是真正的耕耘者。在藏北高原种下青绿，不仅是让荒原长树，更是新时代援藏干部精气神的绽放。

　　每篇作品篇首引用人物语言也是我谋篇布局的一个思考，如“喜欢登山的人都晓得，要想攀得快一点，那就一个人爬。要想攀得远一点，那就得几个人一起爬”“援藏经历在历史的长河中最多只是一朵浪花，但在人生道路上，确是一波壮观的大潮”……我希望，这些鲜活的语言给读者带来感染力的同时，更带来强大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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