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圣寺。汪鲸供图

　　唐代黄釉胡人俑，釉色润泽，做工非常好。胡人头戴毡帽，身穿窄袍，高鼻深目，神态平静。 广州博物馆藏

　　广东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缩影。磨刀山遗址是广东省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古文化遗存，将中华民族先民在岭南地区的活动历史上推至距今60万—80万年。先秦至秦汉时期，活跃在岭南地区的诸越族群，就已深度参与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岭南地区地处山海之间，是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交汇处，一方面持续吸收来自长江流域、中原地区的文化，出土的彩陶、白陶以及具有良渚文化特征的玉礼器等可为证，另一方面也在中国与域外地区的经济、文化交往中发挥了门户作用，展现了岭南地区开放包容的社会文化特色。

　　公元前204年，恒山郡真定县（今河北正定县）人、秦将赵佗，在番禺（今广州市）建立南越政权。赵佗尊重包容百越民俗，实施“和辑百越”政策，推广中原礼仪与农耕技术，促进岭南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加速了岭南地区各民族融合。

　　岭南地区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海上交通枢纽。《汉书·地理志》记载了自今广东徐闻县等地出发，到达缅甸、马来西亚、印尼、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地的航海路线。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积极发展海外贸易，财税迅速增长。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要冲，唐代在广州设置市舶使，宋代以后设立市舶司，专掌海外贸易。据历史学家张星烺考证，唐开元年间（713年—741年），来往广州贸易的外国客商每年达80多万人次。唐宋时期繁荣的中外贸易，吸引了大量来自中东、西亚等地的商贾来到广州，后逐渐定居于岭南地区，被称为“蕃客”。

　　蕃客，多指异域商贾。“蕃”，指居于天下四方与华夏相应的人群。《周礼·秋官》谓：“九州之外，谓之蕃国。”“客”，则表明这些人群是留居中华的行商群体。唐宋时期，蕃客集中居住在靠近广州城的蕃坊内。蕃坊位于广州城南的珠江古航道北岸，其范围大致以今广州市越秀区怀圣寺为中心，南抵惠福西路，东以米市路为界，西至人民路，北到中山六路。广州一些街巷名称，如朝天路、仙邻巷、诗书路等，都是先由蕃客命名，后经汉语雅化而来。

　　唐代房千里《投荒杂录》、刘恂《岭表录异》，宋代朱彧《萍州可谈》、岳珂《桯史》都对广州蕃客的日常生活进行了细致描述。《萍洲可谈》记载：“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入贡，用蕃官为之，巾袍履笏如华人。蕃人有罪，诣广州鞫实，送蕃坊行遣。”《桯史》记录了广州蕃客蒲氏家族家居、饮食等日常生活场景。书中记载，蒲氏家族来自东南亚占城，经营海上贸易，资本雄厚，后家主请求其国主允其作为联系中国贸易的代理人留居广州。

　　蕃客在广州定居落籍，与本地人通婚，其后裔最终融入了岭南各民族当中，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萍州可谈》记载，宋代元祐年间，“广州蕃坊刘姓人娶宗女，官至左班殿直”。《宋会要》记载，蕃商蒲亚里“既至广州，有右武大夫曾讷利其财，以妹嫁之。亚里因留不归”。据历史学家罗香林考证，广州蒲姓原为阿拉伯人，宋代移往广州。明代《南海甘蕉蒲氏家谱》记载，南海甘蕉蒲姓始祖玛呿阿，宋代自西域入广州，与当地汉族胡氏联姻，该家族大部分居住在广州市区及附近各县。传至第六代时，共有房族八支，除其中一支迁往福建泉州外，其余均散居广东各地。

　　留居广州的蕃客及其后裔研习儒家经典，尊崇中华文化。《全唐文》记载，大中初年，广州蕃客李彦升被岭南节度使卢钧推荐到阙下，“天子诏春司考其才。二年，以进士第名显”。宋代龚明之《中吴纪闻》记载，宋代熙宁年间，名宦程师孟在广州为官时，“大修学校，日引诸生讲解，负笈而来者相踵。诸蕃子弟皆愿入学”。

　　蕃客辛押陀罗，原为进贡使，留居广州数十年，家资数百万缗，为宋代发展海外贸易作出贡献。他向当地郡学捐赠田产，“请建蕃学”，上书朝廷“愿自比于内臣”，被任命为“蕃长”，封归德将军。

　　苏东坡拟《辛押陀罗归德将军敕》云：“敕具官辛押陀罗，天日之光，下被草木，虽在幽远，靡不照临。以尔尝诣阙庭，躬陈琛币，开导种落，岁致梯航，愿比于内臣，均被于霈泽，只服新宠，益思尽忠。可。”

　　留居岭南地区的蕃客及其后裔最终融入中华民族，为岭南地区的发展增添了动力，也为中华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作者系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副院长、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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