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山区,对于地地道道的农民来说,扁担是一件必不可少的农具,这就注定它要与父亲相随相伴。
父亲用的竹扁担,都是他亲手削的,除了用作农具外,还给儿时的我和妹妹带来无穷的快乐。
我和妹妹的年纪相差不大。每次见父亲要去地里干活,我俩便飞快地跑到堂屋,一人跳进一个箩筐里,等着他拿扁担,也等着那一声——“走咯,做活路去咯,都抓稳啦!”父亲挑起箩筐,故意把箩筐甩起来,箩筐不停地左右摇晃着,吓得我们不停地尖叫。他用钳子般的大手牢牢地抓紧箩筐上的绳索,生怕我们摔出去。有人笑话父亲,你到地里搞活路,还挑着他俩,不嫌增加负担么?父亲笑而不语。
那时候家里条件不好,生活艰难,却过得很温馨。父亲忙完田地里的活,就砍来楠竹做扁担,把做好的扁担捆成一捆,弄到城里或集市上去卖。每次临走时,他都会问母亲,家里需要啥?到了天快黑时,屋里准会响起父亲浑厚的声音,“你们要的东西都买回来了。妈,您最爱吃的皮蛋;熊儿,你和妹的打白糖”。紧接着,父亲又提高嗓门儿说:“你们不晓得,我的扁担外形漂亮,还光滑得很,一根比别人的要多卖三角钱呢!”
时光如水,我和妹妹一天天长大,开始上中学,家庭开支也愈加变大。那年白露过后,家里种植的白术丰收,堆在房间里,像一座小山似的。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拔白术的须根,直到很晚。
去赶场的路上,父亲挑着满满的两大蛇皮口袋白术走在前面,我也背着一口袋跟在他后面。平缓的小道上,父亲迈着看似轻盈的步伐,扁担两头的袋子有规律地上下晃动着。走到半坡上,父亲走得很是吃力,肩头的担子压弯了他的腰,步子也沉重起来,背上的汗水早已浸透衣衫。
在坡顶的一棵老刺槐下,父亲停下脚步,坐到树荫下休息。他卷好旱烟,“吧嗒、吧嗒”地抽起来。我扭头望向父亲,他的双肩已是红通通的,上面清晰地印着几条勒痕。再看看扁担,中间已磨得有些发亮。
一同赶集的人问道:“前两天,做药材生意的不是到你屋去了的吗,你咋没卖呢?”我也附和着,“是的啦,咋就不卖呢?要是全部卖给他们,我们就不用遭这份罪了。”
父亲听了,对我皱起了眉头:“你晓得么子啦!他要压我的价,一斤少三角,就我这一挑,要少三四十块。屋里有近二十挑,要少卖七八百元钱呢,少的这些个钱,够你一年的学费了。”
顿时,我的眼睛湿润了。望着父亲额头上豆大的汗珠,幡然明白,父亲肩上挑的哪里是百十斤白术,而是沉甸甸的责任。
返回时,我俩走在山路上,望着父亲略微弯曲的脊背,我鼓足勇气说:“爸,我不想看您这么累,我也算是男子汉了,我想为您分担家里的负担。我不读书了,想和他们下广东……”
没等我说完,父亲把扛在肩上的扁担拿了下来,顺手向我扔过来。“你去,你把屋里剩下的白术全都挑到场上卖了,作路费,明天就走!”那声音果断而决绝。扁担在地上弹了几下,“噼啪、噼啪”地响过几声后,重重地落在地上。我耷拉着脑袋,没看父亲,也不敢去看。此后,不想读书的话我再也没讲过。
中学毕业后,我继续求学,需要的费用更多,父亲也更累了。为了早日筹齐我上学所需的费用,每天天不亮,他就带着手电筒,拿上扁担出了门。直到天全黑了,随着手电筒那束耀眼的亮光,他才推门而入。父亲放下扁担,把一天的收入交到母亲手上,这才露出笑容。
大学开学的前一天晚上,母亲在房间里仔细地数着我的学费,我忙着收拾行李。父亲则站在堂屋里,轻轻地抚摸着手中的竹扁担。我抬头望去,父亲的黑发中闪着几丝银光,额头趴着几道皱纹,我的眼眶不禁一热。开学那天,父亲用竹扁担帮我挑着行李,上车、下车,把我送到学校。父亲的头上流着汗,脸上却总有笑容。
国庆节放假时,我回到家里,和父亲去地里收红薯。他拿着那根磨得发亮的竹扁担,走在田埂上,唱起了山歌:
扁担短啊扁担长,
肩挑扁担喜洋洋哟!
挑起担子晃悠悠,
挑回红苕洞里藏。
……
这是我第一次听父亲唱山歌,他满面春光。
我上大学三年,父亲的背越来越佝偻,年轻时那挺拔的样子已荡然无存。每次放假回家,我都要和父亲一起下地干活。每回我都趁他不备,伸手抢过他手上的扁担,但每回扁担都被他夺回去。不管我怎么说,父亲都以同样的话拒绝我:“你的肩膀还嫩了点,还不到扛扁担的时候。”
工作后,我特意攒钱买了一辆摩托车。家里种植需要用的肥料,我用摩托车买回去,送到地头;需要出售的量大的农产品,我从外面联系好车,拉到城里去卖。此后,父亲的扁担似乎已派不上大用场,他就常常抱着那竹扁担出神。
我结婚的前几天晚上,父亲叫住我说:“熊儿,你长大了,是你挑重担的时候了……”他的声音有些哽咽,终究是说不下去了,摸摸索索地在口袋里掏出一个装着钱的布包来。我忙伸手按住那布包,说,“您和母亲辛辛苦苦养育了我,我什么都不要,要不您把那根竹扁担送给我作纪念吧”。父亲先是一怔,然后点点头,起身拿来那根竹扁担,郑重地交到我的手上。
我望着父亲,拍拍自己的肩说:“您放心,我会挑起这个家的!”父亲舒心地笑了,他的腰好像也直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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