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卢拉研究所研究员梅丽莎·坎布希在“道中华”文明对话国际会议上发言。（陈涛 摄）
西方不再是世界发展的主要动力
“旧世界已死，新世界未生，于此明暗交错之际，怪物浮现。”旧世界的痛苦和新世界的迟迟难产，都如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言，完美契合了人类现在正在经历的历史时刻。
最近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时代以破坏稳定为基调，已经形成了一种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不稳定性是既有制度的结构性要素，并且还在不断地积累。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化和以资本积累为目标的经济政策已经传播到全球发达国家，并且也通过在发展中国家推行“去国家化”和形形色色的威权主义，在政治上得以维系。
然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和有相似经历的国家，曾经和正在发生许多工人反抗运动，来反对新自由主义及其地缘政治效应。金砖国家及其全新国际政治、金融体系，南美洲的“粉色浪潮”（2018年以来拉美各国左翼政党接连执政的浪潮），亚洲的社会主义实践，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崛起，都印证15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一直担忧的一件事情正在成为现实，那就是欧洲与亚洲国家的大联合。
从经济角度看，在过去五百年里所谓的“西方”，也就是欧洲和北美这些发达国家，现在已经不再是世界发展的主要动力，这是不可否认的现象。从哥伦布抵达美洲以来，或许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正如我先前引用的葛兰西的名言，“于此明暗交错之际，怪物浮现”，而现在这些“怪兽”要抵抗他们霸权的衰落。
中国经验让发展中国家看到希望
全球南方国家都十分清楚巴西对于稳定性、多极化和真正的多边主义的关切。纵观历史，从战争和全球武装冲突中获益的从来都不是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因此，建设面向未来的全球发展共同体是一个紧迫的任务，人类未来的走向取决于此。
政治、经济的动荡以及气候变化危机，是几个世纪以来放纵、剥削型的资本主义和当前新自由主义体制带来的严重后果。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肩负起和平、团结和共同发展的使命，来确保我们能够继续生存。在这方面，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反帝国主义、反新自由主义的斗争经验，成为了发展中国家的人道主义灯塔。
此外，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使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希望，正如巴西的文学家保罗·弗莱雷所说：“我们希望进行合作而不是对抗，希望进行对话而不是战争，希望有共同的发展而不是单方面地剥削，希望实现多极化而不是霸权，希望实现受欢迎的社会主义而不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中国的发展经验以及对共同富裕的追求，向世界呈现了一条发展的新路径。
从文化层面上讲，巴西和中国在和谐共存的国家治理理念方面有着相似之处。在中国，诸多民族和宗教信仰并存，并且都为中国文明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巴西也有许多民族，在西方殖民主义摧毁巴西原住民之前，曾经也有数百个土著部落，他们的许多语言和习俗至今仍然是巴西文化的一部分。
像中国一样，历史上的巴西文化并不是好战文化，而是一种追求共识的文化。反对独裁和反对不公的斗争，贯穿于中巴两国人民的历史，也构建了我们两国人民的主体性。这也是为什么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能够获得反帝反封建的成功，而巴西人民仍然在为其主权和国家的发展而奋斗的原因所在。
不过，巴西人民这种奋斗的动力与在和平立场中寻求共识的善意和宽容是相匹配的，这种态度也体现在中巴两国的国际行动中。事实上，历史上的巴西在国际事务中，一直都是和平的缔造者和协调者，这与中国目前所秉持的“和平发展”的外交立场是一致的。
（文章为巴西卢拉研究所研究员梅丽莎·坎布希在1月17日“道中华”文明对话国际会议上的主旨发言，原文为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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