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代史学上，有一个突出现象是少数民族史家群体形成，并在史学活动中作出突出贡献。察罕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为世所重。

　　察罕（约1245年—1322年），西域人。他历仕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四朝，官至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议中书省事，在译史、著史方面成就颇多，暮年居白云山，以白云自号。

　　察罕的父亲伯德那在成吉思汗西征时，因“慕圣朝德化，万里来归”。伯德那时常教导察罕学习儒学：“宜勉读圣人书，行中国礼。”在父亲的教育下，察罕熟知中原文化并掌握多种语言，《元史》称他“博览强记，通诸国字书”。

　　《元史·察罕传》记载，元仁宗曾向察罕询问如何评价汉朝的张良、唐朝的狄仁杰，察罕说张良“佐高帝，兴汉，功成身退，贤者也”，狄仁杰“当唐室中衰，能卒保社稷，亦贤相也”，并熟练地背诵了范仲淹所撰碑词。察罕渊博的学识，使元仁宗十分感叹。

　　元代致力于文化交流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翻译汉文经史典籍。元朝统治者重视中原君主治世之道，借鉴历史经验，这也反映了当时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入发展的趋向。元仁宗是一位非常关注中原历史文化典籍的皇帝，他曾命人翻译《尚书》《贞观政要》《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等重要典籍。

　　察罕的译史、著史活动，很大程度上与仁宗诏令相关。在这方面，察罕的突出贡献是：翻译反映“贞观之治”的《贞观政要》，受诏翻译唐太宗撰写的《帝范》，用蒙古文撰写本朝史《脱必赤颜》。察罕用蒙古文和汉文双向翻译、撰稿，显示出他具有深厚的史学修养并掌握多种语言，是当时出色的翻译人才。

　　同时，察罕在史学上也颇有造诣，他所撰《历代帝王纪年纂要》（又称《纪年纂要》或《帝王纪年纂要》）一书，是察罕对元代史学最重要的贡献，也是中国史学连续发展的一个鲜明节点。

　　《历代帝王纪年纂要》一卷，上起伏羲，下迄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是一部仿编年体撰成的凸显历代帝王兴亡起讫、运祚长短的年表。其体例主要由两部分组成：首先对于每一时代或朝代，叙其兴亡始末，其后依次排列各帝王在位年号和起讫年限，历代兴亡更迭一目了然。

　　《历代帝王纪年纂要》面世之后，受到时人关注和好评，元仁宗命人将其送至史馆，察罕同时代学者程钜夫为之作序，对其大加赞赏。值得关注的是，它的历史价值在流传中愈显突出和重要。明代学者黄谏推重此书，补撰其下限至明洪武元年（1368年），并在序中称此书为“观史之要”。清代学人张海鹏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又订正此书，并在跋语中称，此书“未始不为读史者叩关之一钥也”。

　　《历代帝王纪年纂要》一书，在400多年间历经元、明、清三代学人之手，从撰述到续补、校正，以至流传至今，是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一页，堪称中国历史文化认同的精彩篇章。从中国古代史学发展来看，此书的特点及其价值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历代帝王纪年纂要》是一部贯通的历史纪年之书。这种“通古今之变”的撰述，承纪传体通史《史记》、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典制体通史《通典》等而来，特别是中晚唐以后，通史撰述取得了空前成就，《历代帝王纪年纂要》的纂成，与通史之风盛行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需要强调的是，察罕着意于通史的撰述，他把“治统”，即上古至元代三千多年的政治谱系表述得十分清晰。所谓“治统”是指政治统治的继承性，它本质上是关于中国历史上历代政权的连续性在观念上的反映。察罕家族自其父时，从西域举族归元，这样一位少数民族史家将元代“治统”的渊源追溯至“五帝三王”，而这一见解也得到元仁宗的肯定，突出地反映了元代君臣对历史渊源的认识。

　　第二，《历代帝王纪年纂要》简洁而便于明“治统”。一部纂要尽知历代兴亡、运祚长短，便于人们一窥历史之全貌。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用于查考年代、大事的历史著作多已散佚，流传至今的主要有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目录》、吕祖谦的《大事记》、王应麟的《历代年号》，元代察罕的《历代帝王纪年纂要》，明代黄宗羲的《历代甲子考》等。故这本便于观览而明“治统”的文献，具有珍贵的史学价值。

　　第三，《历代帝王纪年纂要》对辽、金、宋作同等论述，分别记述相关史事。元人对正统问题的讨论很热烈，尤其是涉及辽、金、宋三史纂修一事，最终确定“各与正统”，而《历代帝王纪年纂要》一书虽以宋为正统，但对辽、金作了适当的表述，比较客观地对待辽、金、宋三史。这一做法早于元修三史，反映了察罕的卓识。

　　察罕以其丰富的政治阅历和对社会历史的认识，通过文献翻译不断加深对历史的理解，这些都对《历代帝王纪年纂要》一书的编纂具有积极的影响，促使其成就这一简明而贯通的历史撰述，从而在中国史学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项目“中国史学撰写多民族历史的传统及其当代价值”（21VMZ013）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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