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等比例复制的云冈石窟佛像。
1933年9月，梁思成、林徽因等在云冈石窟考察。资料图片
3D等比例复制的云冈石窟中心塔柱。
中国营造学社成员所绘飞仙比较图。
中国营造学社成员所绘云冈石窟北魏建筑。
展览现场。
9月至11月，“如须弥山：纪念营造学社调查云冈石窟90周年特展”在广州市举行。特展通过回顾上世纪30年代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莫宗江等中国营造学社成员对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的调查，展示了云冈石窟的建筑空间及其所表现的建筑形式，体现了云冈石窟所蕴含的开放包容的历史文化内涵。
中国营造学社是1930年2月在北平（今北京）正式成立的我国第一个研究与保护中国古建的民间学术团体，当时朱启钤任社长，梁思成、刘敦桢分别担任法式、文献组的主任。1946年，中国营造学社停止活动。短短的十几年间，中国营造学社不仅在学术上留下大量珍贵的古建资料，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建筑专业人才，为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寻路云冈，首次从建筑学角度阐释云冈石窟的价值
1933年9月，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中国营造学社成员到山西大同进行古建考察。大同是一个古老的城市，也是南北朝时的佛教艺术中心，云冈石窟便是反映当时佛教盛况的见证。梁思成一行在大同考察期间，也重点从建筑角度考察了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城西16公里处的武州山南麓、武州川北岸。石窟依山而凿，东西绵延一公里，有主要洞窟45座，造像5.9万余尊。云冈石窟开凿于北魏和平元年（460年），是北魏皇室集中全国人力、物力所营造的佛教艺术经典。《水经注》中记载云冈石窟“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释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续高僧传》也用“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形容云冈造像的宏伟气势。
云冈石窟所属地区昼夜温差大，中午考察时天气非常炎热，晚上却冷得盖上棉被还要缩成一团。梁思成一行吃的也很简单，通常是煮土豆和玉米面糊糊，能有咸菜就是莫大的幸福。但云冈的魅力是那么大，营造学社的成员毫不在乎生活条件的艰苦，满怀热情投入工作。
他们当时主要取得了两方面的成果：一是通过考察洞窟本身的布置、构造及年代，与敦煌等石窟作了简单比较；二是通过研究石窟中的建筑物，对刻在石头上的建筑细节进行临摹和拍照，推究当时的建筑情况，取得研究北魏及更早时期木结构建筑的间接资料。
一行人经过采样和探讨，逐渐形成了一份关于云冈石窟“建筑方面”的详尽分类报告，这便是《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报告中说：“云冈石窟所表现的建筑样式，大部分为中国固有的方式，并未受到外来多少影响，不但如此，且使外来物同化于中国，塔即其例……在结构根本原则及形式上，中国建筑两千年来保持其独立性，不曾被外来影响所动摇。”该报告首次从建筑学的角度对云冈石窟进行深入探析，细致地研究了石窟的建筑空间与其所表现出的建筑形式，分析了石窟雕刻内容的文化艺术源流，总结了云冈石窟所蕴含的中国北魏时期的文化精神。
“真容巨壮”“穷诸巧丽”，彰显千年云冈风貌
本次特展分为“真容巨壮”“穷诸巧丽”两个单元，展出云冈研究院经典馆藏文物、营造学社调查绘图、石窟造像高清图片、3D等比例复制、数字动画影像、绘画艺术等作品。通过展览，观众可以窥见云冈石窟的全景，感受千年云冈的独特风貌。
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北魏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创建北魏的鲜卑人原本对佛教的了解寥寥无几，但随着其势力范围的扩大，他们逐渐接触到佛教。尤其是在攻灭佛教盛行的北凉之后，北魏佛教大为兴盛。主持开凿平城（今山西大同）云冈早期石窟的高僧昙曜，就来自凉州（今甘肃武威）。昙曜五窟现编号第16至20窟，是由昙曜主持，为北魏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五位皇帝雕刻的五座大像窟。昙曜五窟形制上的共同特点是椭圆形平面、穹隆顶。五尊大像高者近17米，第20窟北方的坐像也超过了13米。昙曜五窟的造像雄浑大气，反映了当时蓬勃向上的时代特色。
云冈石窟根据其洞窟形制，雕刻造像内容和样式，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开凿的洞窟气势磅礴，造像身形浑厚健硕，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同时受外来艺术的影响也较多；中期洞窟主要开凿于冯太后、孝文帝统治时期，洞窟形制与造像内容、雕刻技艺趋于成熟，融入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开启了石窟艺术大规模中国化的进程；晚期的洞窟，开凿时间大致在北魏迁都之后，其造像风格有“瘦骨清像”之风。云冈石窟在不同开凿时期的雕刻风格及内容，为研究北朝时期的文化艺术提供了重要的考证。
云冈石窟第12窟俗称“音乐窟”，窟内伎乐天手持多种东西方乐器，宛若一支“交响乐团”，形象非常生动。该窟内乐器雕刻的形制、演奏方式以及乐队的组合形式，集中体现了北魏宫廷乐队风貌和社会音乐制度，是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珍贵资料。
云冈石窟的佛塔主要表现为两种，一种为中心塔柱，另一种为浮雕塔。其中，中心塔柱为洞窟中央位置耸立的一个立体实质石柱，平面为方形，顶部直通窟顶，具体又可细分为楼阁式塔与方柱式塔。浮雕塔则为雕刻在窟壁上不同样式的佛塔，塔的层数多为奇数。
云冈石窟中的浮雕柱头多见于壁面龛楣两侧。第7窟后室南壁拱门上方的壁龛两侧，雕有印度“元宝”式柱头；第9窟前室北壁佛龛两侧，出现了希腊“爱奥尼亚”式柱头；第12窟前室西侧出现了兽形栱与波斯兽形柱头，显然是受外来文化影响。
云冈石窟的顶部有藻井，按照当时木构藻井样式用石刻进行模仿。藻井多用“支条”分格，但也有不分格的。装饰的母题以飞天、莲花为主，或单用一种，或掺杂并用。云冈石窟洞窟的壁面、藻井及佛像背光上多刻有飞天。其中露脚、体态肥胖、盘旋跳跃的飞天样式受印度佛教艺术的影响，多见于云冈早、中期雕刻；晚期石刻中体态修长、裙尾翘起、轻盈飘逸的飞天则溯源于汉代石刻。
云冈石窟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将建筑、雕刻与装饰艺术有机结合，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又接受希腊、波斯及犍陀罗等外来文化的影响，不断地创新、演变、交融，形成5世纪时石窟艺术的典范。中国佛教考古学开创者宿白将其概括为“云冈模式”，并认为“东自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西迄陕、甘、宁各地的北魏石窟，无不有云冈模式的踪迹，甚至远处河西走廊、开窟历史早于云冈的敦煌莫高窟亦不例外”。
正如梁思成等人所阐释的那样，云冈石窟虽有外来艺术的融入，“但观其结果，在建筑上并未动摇中国基本结构。在雕刻上只强烈地触动了中国雕刻艺术的新创造——其精神、气魄、格调，根本保持着中国固有的”。
中国营造学社成员抱着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热爱，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云冈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一文及相关调查绘图即是其中熠熠生辉的一笔。
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后来在回忆父母时说，“我觉得爹爹妈妈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寒士精神；无论生活沦落到怎样的底层困境，他们那股子‘精神头’却始终傲然而立，从不曾消失”。
时光已过去90年，梁思成与林徽因、刘敦桢、莫宗江等中国营造学社同仁对于云冈石窟的考察与研究，从中国传统建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阐释云冈石窟的价值，其学术成果及“寒士精神”，影响深远。
（本文图片除资料图片外均由谢远琨拍摄）
（编辑：吴艳）最新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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