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谷浑政权初创时期，深受中原政治体制影响，设有长史、司马、博士等与中原政权相似之职，但仍保有鲜明的游牧民族政权特色，其本质上是以吐谷浑部族为中心构建的具有部落联盟性质的地方政权。叶延“改姓立国”的初衷，便是要加强各部族之间的联系。吐谷浑与南北朝主要政权交往时，均承认自己的藩邦地位，表现出对中原王朝的认同。

　　吐谷浑自视为藩邦的自我定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内而外的身份认知。《晋书》记载，吐谷浑首领视连临终前，对儿子视罴（pí）说：“我高祖吐谷浑公常言子孙必有兴者，永为中国之西藩，庆流百世。”后来，视罴拒绝西秦的册封，并劝说西秦统治者乞伏乾归“迎天子于西京，以尽遐藩之节”。这种以天子为共主、永为中国之屏障的认识，体现了吐谷浑首领对于自身的定位。二是接受中原政权册封，由外而内强化藩邦定位。如，南朝宋少帝封吐谷浑首领阿豺为浇河公，阿豺未及受拜而亡，其继任者慕璝被封为陇西公。慕璝在接受南朝册封的同时，又向北魏奉表称臣，并立下战功，被奉为大将军、西秦王。此后，吐谷浑首领拾寅受北魏正朔的同时又受南朝宋封爵，伏连筹继位后，受魏封为使持节、都督西垂诸军事、征西将军、领护西戎中郎将、西海郡开国公、吐谷浑王。由吐谷浑首领自号与封号观之，此阶段，吐谷浑政权自身定位均未超越礼制，坚持附属于中原政权。

　　吐谷浑发展时期，随着综合实力增强，试图突破藩邦限制，建立汗国宗族部落制政权。这种政权定位的转变，也使其与北朝及隋唐政权冲突不断，屡屡受到攻伐。《北史·吐谷浑传》记载，伏连筹“内修职贡，外并戎狄，塞表之中，号为强富。准拟天朝，树置官司，称制诸国，以自夸大”。伏连筹死后，其子夸吕继位，自号可汗，“官有王、公、仆射、尚书及郎中、将军之号”。此阶段，吐谷浑基于自身实力的增强，不但较少接受封号，在礼制上也有所突破，使用可汗称号，并分封王公等。随着中原王朝的介入，吐谷浑试图脱离藩邦地位的尝试最终失败。

　　在经历与隋唐军事斗争失败之后，吐谷浑统治者以和亲、接受册封等方式回归藩邦定位。与此前中原政权只是册封吐谷浑统治者，并不过多干预吐谷浑内部事务不同，隋唐王朝已开始较深地介入吐谷浑政治生活。隋唐之前，吐谷浑政权统治者的选择，无论是父终子继，还是兄终弟及，均由吐谷浑自行确立。隋唐时期，随着吐谷浑日渐强大，意欲摆脱藩邦从属地位，并不时寇掠边境，中原王朝决定采取强力打击措施，重塑二者关系，并对吐谷浑政权继任者的选择施加影响。如，慕容顺降唐后，唐太宗封其为西平郡王，授趉（jué）胡吕乌甘豆可汗，派兵护送其出玉门返回吐谷浑；唐朝平定吐谷浑内乱之后，封慕容顺之子诺曷钵为河源郡王，授乌地也拔勒豆可汗。两人都曾作为质子久居中原，比较深入地接触中原文化，备受中原王朝恩荣，对其形成了高度的认同。

　　可以说，吐谷浑家国认同的转变，是通过身份认同实现的。在此过程之中，内迁的吐谷浑王族后裔通过籍贯选择，重构历史记忆，使自身与中原文化产生更加紧密的联系。

　　已出土的吐谷浑墓志有关籍贯者，大体分为三类，阴山、昌黎与长安。倘若将其沿着时间线展开不难发现，早期吐谷浑王族成员的籍贯记载多为阴山。如，《大周故青海王墓志铭》载，“王讳忠，阴山人也”；《大周故喜王慕容智墓志》载“王讳智，字哲，阴山人”。作为吐谷浑西迁第一站，阴山在吐谷浑发展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这一点在籍贯叙述中也得到了强调。

　　从慕容明始，吐谷浑统治阶层中，有多人以昌黎为籍贯。其中，《大唐故左领军卫大将军慕容威墓志》称，慕容威是“前燕高祖武宣皇帝廆之后”；《慕容曦轮墓志》称，慕容曦轮是“燕文明皇帝煌之后”。如果说阴山代表吐谷浑的共同历史记忆，那么昌黎则能够为吐谷浑华夷共祖的叙述提供历史依据。《晋书·慕容廆载记》称，慕容廆“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迁都于“颛顼之墟”。可以说，慕容鲜卑通过追述先祖为有熊氏或黄帝后裔，强调了自身与华夏历史之间的血缘联系。

　　唐代注重族望，吐谷浑通过对昌黎籍贯的叙述，能使自己在华夷共祖的叙述之下，凸显社会身份。而在《唐故大同军使云麾将军左武卫大将军宁朔县开国伯慕容公（曦皓）墓志铭》中，称慕容曦皓为京兆长安人，“步摇之族，基于帝轩，天锡义烈，世为国蕃”。以长安为籍贯，是吐谷浑这一时期家国观念的直接体现。

　　总之，吐谷浑的家国认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以自身发展为基础，呈现出动态变化之势。这些历史事实，清晰展示了吐谷浑对中原王朝的认同，以及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是研究“三交”史重要的历史资源。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