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出炉的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显示出非常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与创造性转化，对革命曲折历史进程的书写和革命精神的弘扬，对新时代奋斗的现实关注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表达，对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生活的展现和多样性艺术手法的创新。显然，这样的导向指向于不忘过去的初心与艰难历程，直面当下火热而纷繁复杂的现实，展望未来美好的愿景，蕴含着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意涵。

　　5部获奖作品，杨志军的《雪山大地》、乔叶的《宝水》、刘亮程的《本巴》、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东西的《回响》，尽管各有侧重，但都应和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优良传统的记忆与继承，对于理解、认识和形象化表达生活的渴望，对于弘扬真善美的价值追求。也就是说，在情节不同、风格各异、表述多元的文学作品背后，包含着共有的历史、共享的现实与共同的理想。

　　本文侧重其中两部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有关的作品，探析它们所讲述的故事、抒发的情感和展现的美学。

　　《雪山大地》：中国式现代化的曲折历程在青藏高原的展现

　　杨志军的《雪山大地》从1959年的沁多草原写起，直至当下的新时代。小说讲的是一名改名强巴的汉族干部，下乡在贫苦藏族牧民桑杰家蹲点，桑杰的妻子为救强巴而被洪水卷走，从此强巴就与草原结下过命的情谊。桑杰丧妻之后，与当地进步头人角巴的女儿结婚了。在强巴的努力下，桑杰接替角巴成为沁多公社的主任。而桑杰的儿子才让也被强巴带到西宁的家中，并治好了聋哑的毛病。这些情节形成了一个扩展家庭的隐喻：藏族头人与底层牧民打破阶层差异，在新社会成为一家人，汉族家庭同藏族家庭也在共同的生产生活中成为一家人。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不同民族、身份、代际的人们，为了改造家乡、追求幸福的生活，相依共进，赓续不绝。

　　在《雪山大地》中，藏汉一家亲的民族团结主题统摄在与时代同行的社会发展之中。强巴放弃官场职位，在沁多草原创榛辟莽，兴办了第一所学校。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他兴办了贸易公司。当沁多成长为一个城市的时候，草原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被定位为自然保护区，不过其间也经历了草场退化的挫折。最终，在新一代才让等人的努力下，沁多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城市。每一次情节上的内在驱动力，都来自于人与时代重大命题之间的交互作用。主叙述者“我”是强巴的儿子、才让的兄弟，亲历的经验性笔法让这一切在平实深情的叙述中自然而然地随时代的步伐前行，显示出现实主义的真切与动人。

　　因为情感蕴藉，《雪山大地》在景物与风土的刻画上纤毫毕现，草木牛羊、风霜雨雪、风俗人情都描述得细致入微。作品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尤为精心，人物性格鲜明，令人印象深刻。角巴的豪放大气，饱受委屈而依然不失淳朴和天真，最后在风雪中为了救助出走的牧民献出生命。女性的形象也得到恰切的表现。“我”的母亲是一位医生，不仅善良可亲，而且有着专业技能和对事业的执著追求，她帮助建设医院，为草原上的麻风病人进行治疗，并因此耗尽心血。他们都是青藏高原的建设者与奉献者。

　　小说在不着痕迹中讴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历程，尤其突出党的干部在民族地区工作中因地制宜地推进移风易俗的历史，不仅对草原牧民在物质与经济层面进行帮扶与改革，更主要的是在观念和精神层面提升其现代化意识。这一奋斗历程之所以取得成功，也得益于当地各族同胞的积极响应和热忱投入，是广大人民对于美好生活向往和实践的结果。可以说，《雪山大地》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曲折历程，在青藏高原上具体而微的展现。

　　《本巴》：根植于本土文化多样性的崭新艺术创造

　　刘亮程的《本巴》是从蒙古族史诗《江格尔》中抽取元素进行的当代创编，但他并非简单地还原式重述，或者进行现代性的反思，而是将蒙古族土尔扈特部回归的历史与史诗的吟唱进行联动，从而营造出一个似真似幻的文学空间。

　　原来传唱于口头的史诗，逻辑链条质朴简单，刘亮程在进行书面文学的创作中，通过“做梦梦”的框架，“搬家家”“捉迷藏”的游戏，以及“牧游”的当代变化，让史诗照进现实，将古老的《江格尔》与英雄洪古尔的故事进行哲思意义上的创新。《本巴》当然是小说，但也可以称为童话或者寓言；它充满飞翔的气质，却包裹着关于梦幻、游戏、时间的深邃内核；它将深沉的历史化为飘逸的思辨，让文学呈现出有别于其他形式的表述。

　　一般还原式的重述往往只是将口头文学进行书面文学的转写，不过这种转写往往会经过记录者的修订润饰，如在前现代时期不同年代转写者层累式完成的《荷马史诗》。但在世俗化的“散文时代”，在现代性的“祛魅”下，这种史诗已经难以为继，因而被“现代史诗”小说所代替。小说作者身处现代性语境，即便试图进行迷狂的书写，也依然笼罩在理性思维的框架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巴》是原初史诗的否定之否定，抛却史诗的外壳，而采用史诗的元素和思维进行文学的创新。这种“小说”，实际上是对18世纪以来欧洲兴起的小说规制的突破。

　　这种突破性体现在，激活古老史诗的活力因子，让诗性智慧在理性时代重获生机，从而具有思想上的启示意义。《本巴》淡化了原史诗的色彩，字里行间蕴含着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涵，土尔扈特部不远万里回归祖国的现实与小说世界里扭曲的时空和逸出常理的行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我们可以看到，少数民族史诗经过文化转译后，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重新锻造出的可译性文本，它既是如梦如幻的中国故事，又是普遍共情、浩瀚的世界文学，返璞归真，举重若轻。这使得《本巴》的文本兼具卡尔维诺的灵巧气质和乔伊斯的象征品格，同时又是根植于本土文化多样性的崭新艺术创造。小说的无限可能性于此敞开，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中国文学的当代性问题。

　　如今，包括《江格尔》在内的“我国三大少数民族英雄史诗”已成为我国国家级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但遗产如果仅仅是标本化、博物馆化的，就会失去其活力。“文化”与“传统”如果要鸢飞鱼跃般生生不息，就要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路径，使之重新焕发生机。《本巴》对《江格尔》的发展，就显示出认识、弘扬、再造传统的当代路径。它并不是复古与拟古，而是经过现代性洗礼后的革新与发展，将其重新置于当代文化生产与生活之中。唯其如此，传统的魅力与活力才能绽放出璀璨之花。

　　讲好中国故事 共塑中国形象

　　作为新时代文学的重要创获，《雪山大地》与《本巴》从美学风格上来说，一个是本色当行的现实主义，一个是现代主义结合本土传统的再创造，可谓截然不同，但内在肌理却并不悖反。他们都蕴含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意义。在青藏高原天翻地覆的改变中，读者可以看到藏、汉人民的勠力同心；在理想世界“本巴”中，读者可以看到蒙古、汉等民族文化的化合无迹，盐化水中，雪入河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更主要的是，这两部作品都共享着一个当代性命题，即在多样性文化并存的历史遗产和现实语境中，讲好中国故事，共塑中国形象，表达中国话语。因为，无论地域、民族、习俗的差异，回到最基本与原初的层面，各民族同胞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这一点在金末元初的大儒许衡那里就有很好的表述：“直须眼孔大如轮，照得前途远更真。光景百年都是我，华夷千载亦皆人。”华夷一体，六合同风，原本就是中国的传统和理念。而文学，则为我们的认同提供了不懈的精神动力与不竭的情感源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前一则: 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揭晓
• 后一则: 西辽河文化研讨会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