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2022年10月，在国际空间站执行任务的意大利女宇航员萨曼莎·克里斯托福雷蒂在社交媒体引用中国东晋书法家王羲之《兰亭集序》的名句，表达在太空的所见与所想，并配有从太空拍摄的中国风景照片，让不少网友赞叹不已。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兰亭集序》全文324个字，通篇遒媚飘逸，字字精妙。

　　东晋永和九年（353年），在会稽郡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举行的一场集会，有40多位名士参加。王羲之“微醉之中，振笔直遂”，书写了一幅“江南历史画卷”。1600多年来，兰亭集会与《兰亭集序》对当时和后世的中国文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通过《兰亭集序》，我们还能探寻到一段民族交融的历史。

兰亭修禊图（局部）之“流觞曲水”。钱榖（明）绘

兰亭修禊图（局部）之《兰亭集序》。钱榖（明）绘

　　兰亭集会与《兰亭集序》

　　永和九年三月初三，会稽内史兼右军将军王羲之邀请好友，在会稽山阴兰亭进行上巳节的“修褉”（一种祓除灾病的祈福活动）。众人在蜿蜒的溪边依次列坐，“流觞曲水”：上游一人将盛满酒的酒杯放至盘中，顺流而下，酒杯流至客人面前，客人即须吟诗作赋，作不出便被罚酒。当时大家所赋诗歌37首，结集称为《兰亭诗集》，推举聚会主办者、德高望重的王羲之为其作序，即《兰亭集序》。

　　这场文人聚会和取得的成果，已然成为后世效仿的范例。南宋诗人刘克庄为纪念这一天写就了《忆秦娥·上巳》：“修禊节，晋人风味终然别。终然别，当时宾主，至今清绝，等闲写就兰亭帖。岂知留与人闲说，人闲说，永和之岁，暮春之月。”

　　《兰亭诗集》集中体现了因魏晋玄风所形成的魏晋风度，流露出士人的生死之悲、山水之情。魏晋名士将儒、佛、玄、道融于至和，美于至臻，最终形成了清峻、通脱、华丽的诗文之“气”，及追求以“玄”为核心的书法之“韵”。无疑，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就是魏晋风度最杰出的代表作之一。魏晋时期，国家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却形成了中华文明史上独树一帜的魏晋风度，这实属难得。而《兰亭集序》留住了魏晋风度的底色，赓续着中华文脉传统。

　　多位东晋名士出现在这次集会上。根据南宋桑世昌《兰亭考》记载，此次集会参加者共42人。但南朝梁刘孝标注释《世说新语·企羡》和唐何延之《兰亭记》说参加人数为41人,这个说法缺少人名细节，后人多采用42人之说。

　　在此次集会上，王羲之、谢安等11人成四言诗和五言诗各一首，郄昙、虞说等15人各成一文，王献之等16人诗不成，被罚酒三巨觥。42位来自大江南北的名士在会稽山阴荟萃一堂，“群贤毕至”。南北士族文人雅集，体现了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以及钱塘江文化的对话。

　　《兰亭集序》在中国文化史和书法史上都有着无法替代的地位。“文而不华，质而不野，不激不厉，温文尔雅”，王羲之以超然绝俗的天赋，为后世树立了文学和书法领域的丰碑。

　　自梁唐后，王羲之书法成为“终古之独绝，百代之楷式”。北宋书法家黄庭坚说：“反复观之，略无一字一笔不可人意。”明代书画家董其昌评之：“右军《兰亭序》，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

　　元代至大三年（1310年），书画家赵孟頫前往大都，途中得到《宋拓定武兰亭序》，喜出望外。“余北行三十二日，秋冬之间而多南风，船窗晴暖，时对兰亭，信可乐也。”行船一月有余，赵孟頫逐日临书并为之作跋，仅“独孤本”就有十三跋，后人称《兰亭帖十三跋》。“右军字势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赵孟頫感慨不已，“右军人品甚高，故书入神品”。作为传继“二王”（王羲之和王献之）书风的关键人物，赵孟頫道出了《兰亭集序》艺文兼备、技道互参的精髓。

　　《兰亭集序》是后世奉为圭臬的书法珍宝，亦为流传千古的文学名篇。清代文学家吴楚材在《古文观止》中评道：“通篇着眼在死生二字。只为当时士大夫务清谈，鲜实效。一死生而齐彭殇，无经济大略，故触景兴怀，俯仰若有余病。但逸少旷达人，故虽苍凉感叹之中，自有无穷逸趣。”雅集佳序，道尽人生。文史大家周汝昌将《兰亭集序》列为中华文化的三大国宝（另二为《文心雕龙》《红楼梦》）之一，认为“皆属极品，后人永难企及——更不要说超过了”。

“永和九年”砖（东晋）。

　　兰亭集会的另一重意义

　　东晋时期，琅琊王氏、颍川庾氏、陈郡谢氏、龙亢桓氏等四大家族势力庞大，轮流掌控着东晋王朝的实际政权，是门阀制度的突出代表，四大家族几乎贯穿了整个东晋历史。有趣的是，四大家族均有代表出现在兰亭集会上。

　　西晋永嘉南渡后，南迁的北方人怀念家乡，希望晋廷北伐、恢复中原。永和三年（347年），东晋权臣桓温带兵讨伐成汉并灭其国，声威大震。两年后，桓温趁北方形势变乱上疏请求北伐。晋廷忌惮桓温功高震主，提拔扬州刺史殷浩来抑制他。永和六年（350年），殷浩被任命为中军将军，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主持北伐。永和八年（352年），殷浩领兵北伐，但被前秦所败。

　　桓温与殷浩这两大重臣长期失和，不利于东晋政权的稳定统治。王羲之等有识之士一直在致力于调和二人之间的矛盾，但收效甚微。《晋书·殷浩传》载：“王羲之密说浩，令与桓温和同，不宜内构嫌隙，浩不从。”殷浩第一次北伐失利后，执意准备第二次，王羲之劝他缓一缓，不要急与桓温争功，但殷浩不听，“恐殷侯必行”正是王羲之忧虑心情的流露。兰亭集会就发生在殷浩两次北伐的间隙。

　　兰亭集会上，桓温之子桓伟和殷浩僚佐王彬之同时到场，或是王羲之的有意安排，抓住时机、调和矛盾，也许是让他们会面的目的之一。但桓、殷依旧势不两立，调解已然无效，集会之后不久，殷浩即开始第二次北伐。当年十月，殷浩率七万大军出征，不久即遭惨败。

　　永和九年是历史的一张切片。一幅《兰亭集序》，映照出两晋时期的历史图景：多个政权分立的背后，是各民族之间没有中断的交往、交流与交融。

　　当时，北方和巴蜀的前凉、前燕、前秦、西秦等十六国政权，征伐不已、年年混战，中原人不得不南下避祸。一场空前的大迁徙席卷中国：北方各族迁入中原，中原士族迁入南方，南方各族融入中原，士族之间既有斗争又有交融。北方先进的生产力和技术被带到江南，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六朝烟水间金陵崛起，荆州、扬州、益州亦然，这一时期江南农业、手工业有长足的发展，为日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奠定了基础，也为以后新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盛于永和九年的这场千古集会，见证着南北士族的融合与江南的开发，更作为士族文化的道统，贡献于中国人的精神家园，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融合与统一：地理版图有伸缩变化，但只有“胖瘦”之分而无“器质”裂变。这些，为以后的南北地理统一埋下了伏笔。

　　正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中国历史上，既有漫长的统一时期，也有时间不短的分裂时期，但“大一统”始终是古代中国历朝历代的追求，这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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