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刀郎推出专辑《山歌寥哉》后，他的音乐在大众文化领域引发了热烈而持久的回响。随着近期刀郎演唱会“山歌响起的地方”在线上、线下开唱，这股热潮再次被推高。演唱会上除了万人合唱、一票难求的盛况，更触动人心的是台上台下情感相通涌出的感动的热泪。

　　台湾一位知名教授近日发布视频感慨，尽管对刀郎的歌不熟，但当唢呐响起、当歌中浓重的中国味道释放出来，他会和刀郎演唱会现场几万名观众一样潸然泪下，他通过刀郎的音乐感知到对中华文化深刻的认同。

　　刀郎的音乐何以引发如此深切的感动和广泛的共鸣？这样深沉感人的音乐魅力来自何处呢？

　　植根传统文化，深入研习并内化

　　《山歌寥哉》在众多流行音乐作品中脱颖而出，迅速引起听众的兴趣，独具一格的曲风是重要因素。与很多流行歌曲以都市情歌、外来曲调为模版的创作取向不同，《山歌寥哉》专辑是以11个民间曲牌作为11首曲目的创作依托。对这些隐匿在民间的传统曲调的化用，使这些歌曲让人听来既新颖脱俗，同时又有源于文化血脉的天然亲近感。

　　事实上，这不是刀郎第一次通过研习传统音乐来奠定原创作品的音乐语言基础，他2020年发行的专辑《弹词话本》就已体现出评弹、昆曲等戏曲音乐的影响。回望20年前在乐坛声名鹊起的刀郎，会发现他职业生涯初期的作品大都是对新疆民歌的翻唱。他试图用电声方式重新演绎民间音乐，反复实验后，他又把民歌曲调嫁接到流行歌曲的创作中。翻唱民歌，是刀郎学习民间音乐行之有效的方式，一直沿用至今，他演唱会上那首令全场观众血脉偾张的《川江号子》便是一例。

　　出道之初，刀郎接地气的音乐风格得到了很多听众的肯定，却也由于技法的不够成熟而招致非议。从如今的成果来看，他并没有因此动摇从传统音乐中汲取养分的理念，反而以更坚定的姿态投入到对传统民歌的深入学习中。数年淡出乐坛，他扎根田野、埋头钻研，这才有了《山歌寥哉》对诸多民间曲牌的信手拈来。

　　之前对刀郎作品的质疑还有相当一部分是针对歌词的，认为某些词句过于直白俚俗，可再看如今的《花妖》《镜听》《路南柯》等，几乎每首歌词都文采斐然、佳句频现，藏典巧妙、耐人寻味。《山歌寥哉》的歌曲情节取材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弹词话本》的表现题材则来自江南说书的民间故事，尽管其中仍有很多歌曲是爱情主题，但论及爱情的笔法和境界则完全非当年可比。可以说，刀郎的歌词创作水准产生了质的飞跃。这种飞跃，也是从古代文学作品的细读积累而来。

　　刀郎从2013年淡出大众视野，2023年凭借佳作再度成为“现象级”歌手，这10年间下的苦功，其核心就是系统地学习、研究民间的、传统的音乐和古典文学作品，把自己的创作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中。

　　融合现代流行音乐，让传统焕发新生

　　刀郎并不满足于仅仅挖掘传统音乐的菁华或是简单的翻唱，而是致力于让传统音乐以更适应现代人欣赏习惯的形态出现，让传统文化产生新的活力。

　　当《2002年的第一场雪》那段标志性的前奏响起，弹布尔演奏的旋律迅速把听众带入新疆苍茫辽阔的氛围。而当主歌进入，民族乐器和曲调收起，听众的视野仿佛又被收窄到雪夜二路汽车上那个失意的男子身上。歌曲《新阿瓦尔古丽》中，刀郎的旋律创作有了更浓郁的维吾尔族音乐风味，但歌词中反复吟唱的乐器萨塔尔还是只出现在前奏、间奏等段落。这个阶段，刀郎对传统民间音乐的运用更多停留在对歌曲的氛围渲染层面，尚未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曲体的融会贯通。

　　再听《弹词话本》专辑中的《画船记》，电子打击乐铺底，金属失真吉他作骨架，在黄梅调旋律声中，刀郎时而幽婉、时而决绝地演绎着秦淮歌伎马湘兰的痴情。民族打击乐器和电子鼓点交织融合，戏曲旋律和现代节奏交相辉映，刀郎的音乐已然是别开生面。

　　如果说《弹词话本》带有文人气质和实验性质，那么《山歌寥哉》就在传统音乐的现代性转化方面再进一步，更趋近雅俗共赏的境界。

　　《罗刹海市》中，刀郎把戏曲打击乐、爵士鼓、阿拉伯鼓编织成细密的节奏网络，看似不常规的节拍组织让音乐听来更有艺人说书的味道，同时又不减现代人对于律动感的听觉需求。爵士铜管在二人转曲调的带领下竟然吹出了东北口音，令人捧腹之余，似乎又能对中华文化的博大、包容心生自豪。

　　这样既具有较高的艺术创作水准，又主动适应大众听赏习惯的音乐作品，获得大家的赞赏也是理所应当。但民众如此热情、如此感动，更深层的原因是刀郎的音乐由内而外散发出的中国味道，这是民众期盼的能听懂、能体会的中国当代音乐作品。源自民间传统的曲调、民族乐器的音色，或民俗或诗意的语言、民间传说故事，都体现出刀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研习和内化，这成为广大听众产生共鸣的“文化公约数”。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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