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以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高度概括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久盛不衰的奥秘所在，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铸就了关键前提，为世界了解中华文明提供了基本坐标。

　　在文字被创造之前，图像便已成为人们观察社会、记录生活、表达自我以及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古往今来，绘画始终是文明传承的重要介质，也是文明演进的生动注脚。历时10余年的国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通过高精度数字化方式，收录了海内外263家文博机构的中国绘画藏品12405件（套），涵盖绝大部分传世国宝级绘画珍品。作为中国古代绘画之集大成者，“大系”不仅是中国文化史上一段盛世佳话，也为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提供了鲜活例证。

　　“大系”记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从先秦汉唐到宋元明清，“大系”以历时性手法，让散落于世间的绝世画作“归位”于其在历史中原本所属的时空谱系，并以一种全景式、系统化、连续性的叙述方式让其重新出场，进入大众视野与社会生活。中国绘画发展史本就是内嵌于中华文明演进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大系”从中国绘画发展史的视角勾勒出中华文明演进的历史脉络，形成了溯源中华文明不可多得的宝贵文献资料。置身“大系”成果展，一幅幅画作跃入眼帘，如果“穿越”回画作所描绘的时代，可以发现，无论是画作本身表达的人物事件、自然风貌和风土人情，还是画作背后隐含的治世哲思、道德教化和伦理规劝，总会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便是中华文明世代相传、生生不息、从未中断的具象化映现，也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透过“大系”所造就的文化窗口，古代中国变得直观清晰，现代中国愈发易于理解，未来中国更加坚定自信。

　　“大系”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作为一定社会政治制度、经济水平、文化潮流等的直观反映，绘画的主旨、内容、手法以及表达方式总是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主题紧密关联。因此，文化传承与文明发展的创新成果也会折射到绘画创作中，例如纸、绢（含帛、绫）、麻等制作工艺的改进优化，极大提升了画作的品质；古代绘画中的建筑、服饰、人文、艺术等发展流变，折射了中华文明在继承中的持续进化以及民众审美观念的发展演变；佛教绘画中经典造像的几经变迁，清晰描绘了宗教中国化的创新性演化历程。这些都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游走于“大系”所造设的文化殿堂，仔细体味传世经典画作之中的文明基因，“变”与“不变”之间正是我们理解和把握中华文明创新性的重要尺度。

　　“大系”描绘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大系”收录的精品画作，包含大量关于不同朝代风土人情的生动描绘，其中不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和谐景象，构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图像表征。如南宋的《百子图》生动刻画了各族儿童在园中嬉戏的场景，传递了对中华民族兴旺繁盛的美好希冀；唐朝阎立本的《步辇图》以“唐蕃和亲”为蓝本，讲述了汉、藏民族的友好交往。以绘画的艺术性叙事作为媒介，各民族艺术和文化的碰撞交融、相互影响实现了图像化表达，中华民族“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体信念得以传递，使观者在视觉的盛宴和美的享受中，体悟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系”印证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大系”以直观的方式彰显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品格，其中反映文化互动交融的意象非常丰富。如明朝朱见深的《一团和气图》，以匠心巧思生动传神地寄托了儒释道三教合流、和谐共生的美好寓意，可见宗教和睦相处的价值取向与我国传统文化高度契合。同时，艺术是不同文明形态敏锐的“感知器”和重要的“表征体”，中国古代绘画中的“异域风情”屡见不鲜，如佛教传入中国后，印度佛教绘画艺术就对我国绘画产生了影响；清朝郎世宁所作的中国宫廷画，呈现出鲜明的中西绘画艺术融合的印记。在文化碰撞交融过程中，不同国家、不同风格的绘画艺术被持续吸收，中国绘画的独特风格与特征逐渐形成并日臻凸显，建构起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符号记忆。

　　“大系”寄意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和”在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和精神生活中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和谐”也是“大系”非常显著的美学特征。以山川河流等自然风貌为描写对象的山水画，在“大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画作隐喻了中国古人追求人与人、国与国、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下观，铸就了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基底和文化标识。展开画卷，和谐气息扑面而来，如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作为存世青绿山水画中的佳作，可谓将古人崇尚天人合一的大同理想展现得淋漓尽致。“大系”中的每一幅画作都映照着绘画人的心境与赏画人的审美，踏过历史之河走来，以和为贵的价值观念早已烙印在中华文明谱系并且内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

　　（作者系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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