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一家”“天下国家”，是中国古代高超的政治理想，也是中国人的信念。周人创造的天下国家观念，促使中华文化具有普遍性和开放性，它并不必然意味着天下一统，然而，如果说其开启了中华传统思想中“大一统”、天下国家的理念，殆无可疑义。

　　产生于西周时期的天下观念，显示了周人无远不至的理想

　　“天下”一词，早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西周中期的豳公盨铭文中，即有“天下”一词。铭文大意是上天命令大禹铺土治水，疏导山川，依据各地情况设立官正，降生下民，监察其德。上天在下地设立与天所匹配的人王，为下民生王，作民之父母。以德为贵，于是民众好德用德，天下和顺。铭文中，并未突出“天下”所当有的“普天之下”的含义，但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关于“天下”的记载。

　　“天下”又见于《尚书·周书》中的若干篇目，其广阔无垠的含义较为突出。八诰之一的《尚书·召诰》指出，作为王，当立于德之首，小民才能够效法，以此行于天下，则王之光显发扬。《立政》篇记载周公晚年告诫周成王如何治国理政、任用官员，弘扬文武之功业。他鼓励成王务其远大，步大禹之绩，普行天下，至于海角，无有不服。

　　《顾命》篇则记载成王之后，召公、毕公辅佐康王即位，康王在庙中接受册命，册命辞中说统御周邦，遵守大法，协和天下，以答扬文武之明训。《立政》《顾命》篇中的“天下”所蕴含的以天子为中心、扩展至无边无际且无所不包的意义已经十分突出了。

　　“天下”所表达的四海之内、无垠无涯的意义，在《诗经·周颂·般》中更为显豁。其中“敷天之下”的说法，包含的意思是强调全天之下而囊括万有。

　　在西周金文中，与“天下”相当的观念有“四方”“四国”以及“万邦”等，其并非实指，而是周人所想象的无边无际的境况。对于周人而言，他们并不在意这虚指的天下与其所实际控制的区域并不相吻合这一事实，天下观念表达的是周人无远不至的理想。

　　协和万邦、“天下远近大小若一”　的高远情怀，是天下观念的重要内容

　　“天下”虽非实指，但在周人的头脑中，却对天下四方应有的状况有了最初的设想。这一点，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极其罕见。

　　在天下观念形成之初，周人所描绘的理想的“天下”景观是在周人所统御的海内，周王为之典范。他慎重刑狱，任用官长，由近及远，将一套准则推行于海内（《尚书·召诰》）。

　　在对天下景象的描摹中，周人不乏以自我为中心的设想，典型的如《礼记·曲礼下》所谓“九州之长”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等，自低于中间之国的君长，庶方小侯进入中央之国则地位更低。在《曲礼》的描述中，周位于天下中心，自别于边缘，有高出一等的优越感。　

　　但是，必须指出，周人所设想的天下四方，更为常见的是安定平静、民众大安的局面。西周金文中“奠（定）四方”“畯尹四方”屡屡得见，表示周人有着周之政权安定四方、四方永恒大治的政治理想。而在四方之内，长久地导正民众（大盂鼎），民众安和，“雩四方民亡不康静”（《师询簋》）。周人“迨受万邦”（《史墙盘》），“绥万邦，屡丰年”（《诗经·周颂·桓》），万邦协和。周人怀柔远方、优抚近地，远迩皆来，形成以周天子为核心的天下格局，这一幅政治蓝图，正如西周铭文所概括的那样：“溥求不僭德，用谏四方，柔远能迩”（《番生簋》）。　

　　此后，循着这一思路，人们发展出中国与四方民，修其教、尊其性的意识，谓五方之民，语言相异，爱好有别，但是他们的志趣、欲念都应受到尊重和圆满实现。人们又有布教四方，从而形成“内平外成”局面的理想。春秋战国时人们认为，舜曾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从而“内平外成”。唐儒孔颖达指出，以此五教推行至四方，诸夏夷狄从之，就达到了“内平外成”的局面。平、成，皆有“和”义，属近义字对举。在这个构想中，舜举八元至四方推行教化，诸夏夷狄皆从其教，四方同风，遂整合为一个天下皆和的共同体。周人还设想，普天之下，不分彼此，没有此疆与彼界的区分与隔绝，几至“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注）。《诗经·周颂·思文》说，上天命令，一切人都要养育，都要有谷可食，在这一点上没有此邦和彼国的界限。因此，周人的“天下”，自西向东、从南至北，四方之内，无分彼此、没有区隔。在天下之域，消弭了中心与边缘，模糊了“我者”与“他者”。周人的天下观念，并非单纯地强调中心的单方面作用，而是着重描摹全天之下平等、安和的局面，四方之内，其民大安，远近咸至。这一高超的政治理想，承载了传统中国广阔的情怀。

　　周人的天下观念有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天下观念，出自周人的创造，这一概念，与周人所发明的“天”的观念息息相关。

　　周人的“天”，是一个无所不包的至高权威，因此周人的“天下”，不局限于一族一姓，也超越了一城一邑，其意义不仅仅是赋予周之政权放眼四海的豪气，更在于其中蕴含着高远的人类理想，对于普天之下全部有所安顿。这种高远理想，体现出周人的世界是整体的“天下”，一个具有统一倾向的共同体由此形成。

　　有此观念的铺垫，“普天之下”（《诗经·小雅·北山》）、“天下一家”（《礼记·礼运》）、　“天下远近大小若一”的观念在稍后的时段中应运而生，“天下定于一”（《孟子》）、“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观念。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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