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在陕西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举办的“人民昌·中国强”汉镜鉴赏会上，首次展出了带有“人民昌·中国强”吉语铭文的汉代铜镜。

　　“人民昌·中国强”铜镜为圆形，直径22.3厘米，厚0.7厘米，半球形钮，钮座饰一圈以短线间隔的几何纹，镜背铸有47字铭文：“天禄辟邪曰有喜，上有龙虎四时置，长保二亲乐毋事，子孙顺息当大富，侯王寿命长，多贺君家人民昌，四夷皆服中国强”。字体是篆隶的过渡，又有简书的笔意，相得益彰，浑然天成。该铜镜内区铸有龙虎相望的纹饰，中区天禄、辟邪、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羽人持百枝灯、大黎传信、羽人飞仙，均为汉代盛行的祥瑞象征。镜缘西王母戴的胜、币连胜、九尾白狐、金蟾、祥龙相向逐金乌等，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健康长寿、吉祥好运的追求，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审美情趣。

“人民昌·中国强”汉镜。　图片来源：西安文物局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上的铭文“宅兹中国”，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带有“中国”二字的铭文。汉代带有“中国”二字的文物多有发现，最著名的是新疆尼雅遗址中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蜀锦护臂。另外还发现带有“中国”铭文的多面汉代铜镜。其中较为有名的是分别现藏于国家博物馆和广西博物馆的两面铸有“中国大宁”铭文的鎏金四神博局镜，另有一面现藏于武汉博物馆的“中国人民”五乳神兽画像镜。学界认为，在华夏先民聚族而居的初期，“中国”最初只是一个方位区划上的概念，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何尊铭文中最早的“中国”一词，既体现了周王朝统治者的治国理念，也标志着早期“中国”概念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节点。

　　“人民昌·中国强”铜镜的面世，进一步佐证了汉代“中国”国家观念的形成；展现了古人对祈福迎祥、阴阳和谐、宜子孙、宜官秩、寿禄长、人民昌、国家强等的精神寄托；凝结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符号，承载了中华民族的共同认知；传递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追求。

　　2021年，考古工作者在位于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的西汉时期大型墓葬群中发现了80多枚精美铜镜。虽然已历经2000多年时光，有些铜镜仍光可鉴人。两汉时期的铜镜发现数量众多，在装饰纹样上较前代有了很大的发展，表现技法从战国时期的单线勾勒到浅浮雕、高浮雕。在纹样的处理上，汉代铜镜打破了战国时期纹样的单一化，抽象纹样与具象纹样交叉运用。铭文的图形化，几何装饰形的巧妙运用，在汉镜中都有很好的体现。

　　西汉前期，社会经济正处在恢复时期，铜镜工艺无显著发展。其形制和纹饰风格与战国时期接近，如镜面较小、镜壁单薄、桥型小钮。但其主题纹饰素朴，图案结构简单，改变了战国时期严谨细密的风格。花纹的布局方面，传统的环绕式布局与新兴的四分式布局并存；有些铜镜开始出现铭文，铭文大多为“见日之光，天下大明”类似的四字句，也有四字句构成的十六字铭。最常见的流行镜类有蟠螭纹镜、草叶纹镜和花叶纹镜等。

　　西汉中期是“汉式镜”的形成时期。主题纹饰日趋简洁朴实，流行的纹饰有草叶纹、星云纹、兽纹、四乳四虺纹和四乳禽兽纹。铭文增多，有些铭文成为镜背装饰的主要内容，并且出现了铭文作环绕式布局的“铭带镜”。铭文多为祝福式的吉祥韵语，所见有“大乐贵富，得所好，千秋万岁，宜酒食”“家常富贵”“见日之光，天下大明”“见日之光，长毋相忘”“修相思，毋相忘，长乐未央”等。

　　西汉晚期到东汉时期，铜镜的装饰纹样有了进一步发展，纹饰题材开始发生巨大变化，动物形象、人物形象大量出现，风格更为生动活泼，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全貌，也是汉镜制作最为精美的时期。纹饰出现了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纹，由原来的草叶镜、星云镜等发展成为兽纹镜，凤鸟、灵兽的图案表达了当时人们驱邪避凶的意愿。汉代的农业发达，像草叶纹、星云纹等象征繁茂的花草树木的纹样成为铜镜的主要装饰纹样。随着同西域的往来日渐频繁，在异域风格和当时画像石、画像砖的影响下，装饰纹样上的人物和动物已经普遍流行，在铜镜中出现了画像镜。题材多为神仙故事、历史人物故事等。这些丰富的纹饰题材的出现是对当时汉朝人思想、感情、文化、信仰的反映。

　　汉镜不仅是反映汉代社会的重要文化载体，同时也是汉朝与周边民族交流的重要见证。汉镜不仅在中原地区的遗址中大量出土，而且在汉朝周边民族的遗址中均有发现，例如西岔沟墓地、老河深墓葬群、帽儿山墓地。匈奴遗址中更是有大量样式多样的铜镜出土，说明当时匈奴与汉朝交往密切。

　　匈奴墓葬和城址出土遗物中发现的铜镜分布地域广，出土数量多。但由于毁器行为在匈奴丧葬礼仪中较为流行，所以很少见到完整铜镜。目前在匈奴墓葬和城址出土的铜镜主要有涡卷纹地连弧纹镜、花叶禽鸟纹镜、蟠螭纹镜、草叶纹镜、星云纹镜、四乳四虺纹镜、四乳四神镜、四乳鸟兽纹镜、多乳禽兽纹镜、连弧纹铭带镜、博局纹镜、云雷连弧纹镜、环状乳神兽镜等镜类。这些铜镜的发现，从考古学上揭示了汉朝与匈奴广泛而复杂的联系。这些铜镜或是通过和亲等政治文化交流，或是边关贸易等经济行为流入匈奴社会，以铜镜为缩影的中原文化广泛传播到了遥远的北方草原地区，匈奴的日常生产生活以及丧葬习俗等，都不同程度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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