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考古专家在云南省晋宁县（今昆明市晋宁区）石寨山考古发掘现场发现了一枚金印，其印台呈方形，蛇钮，背有鳞纹，印面边长2.4厘米，印身高0.7厘米，通高2厘米，重90克。钮身分铸，后焊接。印文錾刻，篆书白文四字“滇王之印”。这枚印章的出土表明了石寨山古墓群6号墓墓主的身份——古滇国的某一任国王，同时印证《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古滇国的存在，反映出汉朝与西南地区各民族密切的往来。

　　《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汉武帝灭南越之后，曾召见滇王如朝，“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由于交通不畅，滇王彼时与自大的夜郎国相仿，并不知道汉朝的广大。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感受到汉朝的强盛，主动示好，于是汉武帝在滇国设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在西南的地方政权中，只有夜郎国和滇国王收到汉朝的王印。《史记》的记载与6号墓出土金印年代一致，可以推测，这枚金印是汉武帝赐予滇王的王印。它证实了滇国与汉朝交流沟通的史实。

　　“滇王之印”的印文既不同于内臣诸侯王的龟钮金玺，也不同于一般外臣之王的“归义”印文。其为蛇钮，印文中不见“汉”“归义”等字，但其既符合内臣列侯印章的规格、印文由“印”字组合，又省略了外臣印章规格中“汉”字，暗示滇王既是内臣，又处于外臣的地位，反映出汉武帝对滇国的重视，也印证了《史记》中“滇小邑，最宠焉”的记载。

　　石寨山墓地被认定为战国时期到东汉时期历代滇王及其家族墓地。滇国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与中原王朝的密切交流。除了“滇王之印”，石寨山6号墓出土的西汉铜镜、玉璧、玉衣碎片等也都清晰地展示出滇国积极吸收中原文化的倾向，体现出持续深入的互动与交流。

　　自两汉至魏晋时期，自西南至西北，从云贵至新疆，都发现有中原王朝授予的印玺，与汉晋时期民族分布的地理格局一致，反映出我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与“滇王之印”不同，其他的出土印玺多数带有“归义”二字，被称为“归义”印。“归义”是汉朝授予边疆少数民族首领的一种封号。《后汉书·百官》记载：“四夷国王，率众王，归义侯，邑君、邑长，皆有丞，比郡县。”

　　“归义”印的发现，向西可至塔里木盆地，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沙雅县出土的“汉归义羌长”青铜印，印台正方形，卧羊钮，纽与印之间有一圆形孔，应为穿绶佩戴之用。印通高3.5厘米，边长2.3厘米，印面阴刻篆书“汉归义羌长”，体现了中原王朝与西北地区羌族之间的关系。古代羌人以游牧为主，部落众多，在秦汉至三国时代也有不少部落分布在“敦煌西域之南山中，从婼羌（今新疆若羌县东南）西至葱岭（今帕米尔高原）数千里”。“汉归义羌长”青铜印的发现，与“南羌”生活于塔里木盆地的历史相符。青海湟水谷地和祁连山南麓，在两汉时期主要是羌、湟中月氏胡的生活区域，西汉时归西域都护管辖。都护辖境内各少数民族首领，“自译长、城长、君、监……至侯、王，皆佩汉印绶”。“汉归义羌长”印应该是发给当时沙雅地区羌族首领的官印。

　　出土于青海省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上孙家寨墓地的“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方座，驼钮，阴刻篆文“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八字。印通高2.9厘米，边宽2.3厘米，座厚0.8厘米，驼钮高2.1厘米，骆驼屈肢跪卧，昂首向前。该印体现了东汉与匈奴之间的密切往来。上孙家寨墓地既有居址又有墓葬，从马家窑类型到西晋时期，延续时间长达3600年之久，包含多个文化类型。其中，发掘出汉晋时期墓葬182座。这些墓葬所反映的文化面貌以汉文化为主体，包含羌、小月氏、匈奴、鲜卑诸部等文化因素，反映了各少数民族文化逐步融入中原文化的过程。尤其是匈奴墓葬受到中原葬俗的影响，已与中原墓葬无异。分辨出墓主的身份信息，主要依靠体质人类学鉴定和这枚“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铜印。

　　各地也多有发现三国至西晋时期“归义”印，如“魏归义氐侯”金印、“晋归义氐王”金印、“晋归义羌王”金印等，涉及的少数民族有匈奴、羌、鲜卑、氐、乌桓等，与该时期民族分布交融的历史地理格局大体一致。“归义”印的颁授不仅体现出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关系的变化，也反映出各民族之间文化的融合，体现和印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考古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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