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家谱文化绵延数千年，贯穿了中华文明发展史，是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我国少数民族家谱数量可观，类别多样，内容丰富，是中华民族家谱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家谱不但记载着家族历史，还为了解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提供了诸多一手资料。就此话题，中国民族报专访了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家谱总目》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家谱通论》的作者之一王鹤鸣。

　　问：我国的家谱文化历史悠久，记载着家族历史，也承载着敬祖尊亲的传统。您认为从中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家谱有着怎样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王鹤鸣：家谱，又称族谱、宗谱、家乘、家牒、世谱。数千年来民间持续传承家谱的传统，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文化习俗。微观而言，家谱作为记载家族世系、人物、事迹的历史图籍，是家族的“百科全书”，是平民百姓珍贵的“家族记忆档案”。而从宏观视野来看，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家谱文化，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记忆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谱首先具有文物价值，我国现今存世的家谱中有不少属于珍本；其次是史料价值，家谱蕴藏着大量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人口学、民俗学、经济学、人物传记、家法族规以及地方史等方面的丰富资料，真实准确的家谱甚至可以校勘历史记载之讹误，解决历史之悬案，补充正史之不足；再次是道德价值，家谱中一般载有“家训”“族规”“家法”等伦理规范，其中记载的志士仁人的高尚节操和爱国主义精神，在今天仍有很大的引领作用；最后是寻根价值，家谱是海内外华人寻根问祖的主要依凭，对于增强海内外华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有着重要意义。

　　所以说，家谱是我国特有的文化遗产，它以其广泛而又微观的历史记录，与正史、方志鼎足为中国史学三大支柱。

　　问：一直以来，家谱是上海图书馆的重要馆藏资源，在您的主持下，上海图书馆曾联合海内外数百家谱牒文献收藏单位编纂了《中国家谱总目》，您还负责了《中国少数民族家谱整理与研究》这一课题，请介绍一下相关研究成果。

　　王鹤鸣：据2009年出版的《中国家谱总目》统计，海内外收藏中国家谱的总数为52041种，其中主要是汉族家谱的统计。

　　2018年，在全国各地学者多年通力协作下，由上海图书馆主持编纂的《中国少数民族家谱通论》和《中国少数民族家谱目录》正式出版，首次摸清了我国少数民族家谱的“家底”。从《中国少数民族家谱通论》的统计来看，我国少数民族家谱达10231种，且内容丰富、各有特点，是中国家谱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我们在整理中发现，55个少数民族中有42个少数民族拥有文字家谱。

　　问：根据您的研究，您认为少数民族的家谱有什么特点？

　　王鹤鸣：我国少数民族的家谱种类多样，除了文字类家谱外，还保存了大量比较简单、粗糙、原始的记述家族世系的载体。它们具备家谱非常重要的元素，即血缘世系，主要有口传家谱、实物家谱、单页家谱、石碑家谱等类别，这些都统称为“原始形态家谱”。

　　例如，彝族、怒族、哈尼族、纳西族、高山族、羌族、苗族、佤族、傈僳族、普米族、拉祜族等,都流传和遗存有心授口传的家谱。

　　以实物作为记载家族世系的载体，是我国少数民族家谱中最具特色的一类家谱。调查发现，遗留至今的实物家谱主要有结绳家谱、无字精制布家谱、绣片家谱、猪下颌骨家谱等类别。

　　家谱不仅是一个家族的“百科全书”，还保存了许多正史、方志未能记载的重要史料。比如辽宁省朝阳市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档案馆收藏的成吉思汗黄金家族末代驸马图琳固英家族的谱单，也叫《图琳固英族谱》，家谱时间从皇太极天聪九年（1635年）至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谱单上可辨认的共有14代，共计1900余人。这份族谱折射了近200年的蒙古族历史，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问：各民族家谱的整理和研究，对于我们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有着重要帮助，您能否举出几个代表性例子？

　　王鹤鸣：各民族家谱不仅为研究姓氏来源、家族迁徙、历史人物、婚姻制度、宗族制度、民族文化、民族交往，以及经济、政治、教育等诸多历史重要问题提供线索，还为中国移民史、中国疆域史等中国历史研究，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过程提供了诸多一手资料。可以说，各民族的家谱从一个重要角度诠释了“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

　　在现存的少数民族家谱中，满族家谱数量较多，且历经了从口传谱系到结绳谱系，再到文字家谱的演变历程。吉林师范大学满族文化研究所就收集了千余种满族家谱，这些家谱大小不一，材质多样，有布制品也有纸质版，到现代还有塑料彩绘的家谱。

　　满族家谱保留了自己的一些特色，如家有添丁，则将代表男孩的小弓箭和代表女孩的彩布条系在“子孙绳”上，即“换索”，寓意祈福纳新。与此同时，满族家谱后来又逐渐具有汉族家谱的一些特征。比如，在1964年修的四太爷谱书内页，写有“清文宗继盛 赓兆詠明良 璞蕴祥徵玉 崑衡宝润芳”二十字，实为辈字歌，一代用一字。

　　在清朝道光、咸丰之前，满族的满文家谱较多；咸丰以后，满汉文合璧的家谱逐渐增多；清末民国以来，则大多是汉文家谱。文字形态的演变反映了满族入关后，满汉民族文化日益融合发展的大趋势。

　　延边大学博物馆族谱馆收录了2500多册朝鲜族的族谱和相关资料，其中少数是手写本，更多的是印刷本。这些家谱有的是汉文中夹杂着朝鲜文，有的是汉文、朝鲜文对照出现。此外，从朝鲜族家谱中，还可以看到儒家“仁义、礼让、孝道、好学”等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

　　还有，云南的《木氏宦谱》也是一个代表。元明清三朝曾在云南推行土司制度，丽江木氏作为纳西族上层势力，对当地社会政治、经济、习俗、文化等的发展变迁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以汉文书写的内容丰富的《木氏宦谱》就是突出体现。《木氏宦谱》揭示了一个史实：纳西族先民与西南地区的藏族、白族等有着渊源同祖的“兄弟”关系，且与其他地区的民族，如北方的蒙古族，有着频繁的互动和融合。特别是明代以后，中央王朝致力于经营云南，中原文化不断输入，推动了云南的发展。

　　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可以说，大量的少数民族家谱告诉我们，中华各民族间的交流往来，不是几年、几十年，而是千百年的。中国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本文图片均由王鹤鸣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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