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雁门关所在的三晋地区一直是中原民族同北方各少数民族频繁交往、交流与融合的大舞台。春秋后期，雁门关一带成为晋国北陲。之后的数千年，北方各民族从蒙古大草原相继南徙，雁门关便成为各民族交流与融合的见证者。而这一边塞重地的开启与闭合，正是华夏各民族间战争与和平更迭的历史大幕。当关门紧闭、烽燧升腾之际，便是民族间金戈交鸣、马蹄声碎之时；而当关门开启、车马相通之时，便是中华民族内外迁徙、水乳交融之际。

　　战争与冲突——民族交融的激烈变奏

　　中国历史上，每逢重要的大分化、大融合、大动荡时期，随着原有政权格局的破坏、民族结构的重组，文化都在深度交流中得到发展，民族融合不断得到加强。雁门关南控中原，北扼漠原，处于民族交往的前沿地带，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中原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彼此接触、碰撞的连接点。历代统治者将雁门关精心打造成一套庞大、完整的军防体系，成为中原历朝与北方民族政权组织必争的咽喉要塞和横在漠北与中原之间“交流—融合—交战—再融合”的主门户，对促进中原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民族融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历史上，无论是蒙恬、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还是李靖、李勣征讨突厥，均是以雁门关作为出击之地。而唐末的沙陀族首领李克用又以雁门关为根据地，奠定了后唐大业。到宋、明，雁门关又作为中原王朝对抗契丹、鞑靼、瓦剌的前沿，大伤明朝元气的“土木之变”就是源起于雁门关北面的大同。

　　与各民族流离失所、生产严重破坏的苦难相伴随，冲突、战争也会孕育出民族融合。据明人廖希颜《三关志》记载，上古时期有鬼方、林胡、楼烦等民族，之后则有在北方称雄一时的匈奴、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还有少数部族的别支和小部落，如匈奴铁弗部、突厥沙陀部、蒙古俺答等部，均与中原民族发生过冲突、战争，他们或袭扰雁门，或破关直入中原，或因政治孤立、军事失败而投降内附。正是这一次次的战争与冲突，成为中华民族交流、交融伟大乐章中的激烈变奏。从五胡入华到五胡融华，这些在雁门大地上留下了踪迹和印痕的古老民族不断融合、消失，又有新的民族不断诞生、兴起，奠定了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民族基础。

　　交流与互鉴——民族融合的璀璨协奏

　　在我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中原农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既有战争、冲突的一面，也有互摄互补、互相效法的一面。纵观中国古代入居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无不把延揽优秀的汉族知识分子、构建与中原农耕文明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作为首要任务。反过来，粗犷强劲的游牧文化也同样会受到中原农耕民族统治者的重视，特别是他们的骑射技术以及来自远方的异域文化，成为中原民族积极汲取的精神养料。正是通过这种相互交流与借鉴，中原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同心协力，谱写了中华民族交流、交融史上一曲璀璨乐章。而雁门关作为民族交往、交流的前沿，所见证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互相效法的典型事例，当属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和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制。

　　据《三关志》载：“三卿分晋，属赵，赵以李牧守雁门。”当时赵国不但要与秦、齐、燕、魏等大国争衡，更要与林胡、楼烦等部族敌对。赵武灵王即位后，毅然效法雁门关以北的游牧民族，实行胡服骑射，组织起便捷迅速的骑兵。胡服与骑射是互相联系的习俗，凝结着游牧民族长期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经验。为了骑马，就必须改变华夏传统的逢衣博带、宽袍大袖的衣制，穿上更适合骑乘的短小衣服。对此，赵武灵王采取了一视同仁的态度，吸收各个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使得赵国军事实力迅速壮大，领土向西向北发展，进一步打破了华夏族与北方各民族的地域界限，促进了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与发展，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

　　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相对应的，北魏孝文帝的改制则是北方民族政权效法中原文化的典型事实。作为鲜卑族卓越的政治家，孝文帝拓跋宏清醒地意识到中原制度、文化的先进之处，因而积极推行汉化改革。为了彻底完成改革，孝文帝以讨伐南朝为由，率军从雁门关北方的原都城代郡平城（今山西大同）出发，跨过雁门关南下迁都洛阳，之后推行了禁胡服、断北语、改复姓、定族姓、班禄制等改革，实现了彻底的移风易俗。孝文帝改制是北方游牧民族统治者自觉推行华夏化进程的一次政治改革行动，也是北方各民族陆续进入中原后民族融合的一次深刻总结，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外徙与内迁——民族融合的不绝交响

　　王桐龄在《中国民族史》中提出了考察民族交融进程的八个变量：杂居、杂婚、更名、改姓、养子、易服色、学语言、接受汉人道德伦理，而这一切又都以民族迁移作为前提条件。历史上，雁门关地区的民族融合也是以关内中原民族人口的外徙与关外各少数民族人口的内迁为基础的。数千年间，各民族间的这种交往、迁移、融合持续不断，成为中华民族交流、交融伟大乐章的不绝交响。

　　雁门关内中原民族人口的外徙主要是伴随和平期间与北方各民族通商互市而出现的。中原王朝同少数民族在边界互市、交流物资、传输技术的记载，从汉唐到宋明历代不绝于书。尤其是明中后期以后的三百余年，雁门关古道成为中原人走西口对外谋生的重要交通线。山西商人利用这种便利条件，将商路一直延伸至莫斯科乃至欧洲腹地，成为中国连接世界的一条重要商道。其间伴随着频繁的人口迁移，大量的中原人出雁门、走西口，迁移、定居到今天的内蒙古，并把许多农耕文化、习俗传播到当地。像中原汉族的婚俗就对蒙古族产生了广泛影响，大到婚俗文化中的“六礼”，小到命相八字、拜礼讨名等具体婚礼仪式。《绥远通志稿》载：“近年省城仕官之家，多趋向汉制”，“骑马之习亦渐不行，而迎新娘均代以轿矣。”而走西口的中原人同样受到蒙古族生活习惯的影响，许多穿梭于口内、口外的中原人最终定居内蒙古，他们入乡随俗，衣蒙服、行蒙俗、入蒙籍、与蒙古族通婚，过起了蒙化的汉族生活。这种人口迁移促进了中原民族与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成果的交流、交融，有力地推动了内蒙古地区的民族融合。

　　雁门关之所以被视为民族融合的门户，还在于见证了关外各民族人口的内迁，并逐渐接受中原文化洗礼，与中原民族融为一体。历史上，三晋地区曾多次安置内迁的少数民族，雁门关附近的大同、忻州、太原等地均有少数民族与当地人杂居。十六国前赵政权的奠基人刘渊就是东汉末年内迁到忻州一带的南匈奴后裔，其家族深受汉族文化的熏陶。据《晋书》载，刘渊及其家庭成员多好学《毛诗》，其本人更是师从名士崔游学习儒家经学。正是在这种民族杂居的环境中，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不断，民族差异不断消融。像金、元时代的著名文学家元好问亦是生于忻州，据郝经《遗山先生墓铭》载，元好问本为北魏皇室鲜卑拓跋氏的后裔，但经过数百年，鲜卑族早已融入中华民族。而元好问亦以中原文化的传承者自许，高唱“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充满自豪之情，形象地传达出民族迁移、文化交流对民族融合的促进作用。

　　在华夏数千年历史上，雁门关见证了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他们或温和交流，或激烈冲突，或内迁外徙，杂居通婚，血液交融，渐渐具备相近或共同的文化信仰、习俗，民族差别消失，最终汇入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伟大洪流之中，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与光辉灿烂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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