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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的“中国”在哪里？

　　“宅兹中国，自兹乂民”，源于西周早期青铜器何尊上的一句铭文，这是“中国”一词目前所见的最早出处。何尊铭文记述了周成王灭商与营建洛邑都城的史实，其中“中国”是指地理概念的方位词，意为“天下四方的中心地区”，具体指如今黄河南岸的洛阳地区。此“中国”，也隐含了当时的天地意识和国家观念。

　　从此，洛阳不再仅仅是一座城池。

　　▲市民在国家博物馆参观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何尊。（中新社发 侯宇 摄）

　　中华民族历史上，洛阳书写出了一段段浓墨重彩的篇章。自夏王朝起，13个朝代曾在此建都。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王者之都、丝路重镇、国色牡丹、白马东渐、龙门伊阙……洛阳汇聚万千气象，造就了中原文化与边疆文化交融、东西方文化互鉴、市民文化与皇家文化同息的显著特征。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至今，河洛大地作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核心区域，一直是其重要基点之一。2022年9月，国家文物局公布“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进展，以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重要考古新进展，为揭示史前与夏商城址建制和文化发展脉络再添新证，将中华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更深入。

　　在这片古老大地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曾经呈现出了怎样的情形？洛阳的历史文脉如何昭示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近日，记者就此对话河南大学副教授、河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郭胜利。

　　记者：“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司马迁在《史记》中做出如此的山河论断。如今的我们，该如何品读“天下之中”的洛阳？

　　郭胜利：洛阳拥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4000多年的建城史和1500多年的建都史，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河之北，谓之阳。洛河，给予了洛阳的名字。黄河中游南岸的伊洛盆地，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这里气候温暖，水系发达，黄河、洛河、伊河、涧河、瀍河环绕，自古就有“五水绕洛邑”的说法。温和的天然条件，适宜古代先民繁衍生息，更滋养了这里的文明。

　　▲洛阳汉函谷关。（曾宪平 摄）

　　自西周始，洛阳作为“天下之中”的概念被提了出来。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青铜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闪耀于世。此“中国”虽只代表地理方位，但已体现出周王朝统治者的治国理念，也标志着早期“中国”概念即将逐渐形成。

　　自古河洛帝王洲。夏朝之后，商朝、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武周、后梁、后唐、后晋等13个王朝在洛阳建都，河洛地区长期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河洛文化处于各地域文化的中心地位，辐射四方，同时也融合了夷、狄、胡、蛮等不同地域的文化。

　　▲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曾宪平 摄）

　　俯瞰洛河沿岸，一字排开的夏都二里头、偃师商城、东周王城、汉魏故城、隋唐洛阳城等五大都城遗址举世罕见，人称“五都贯洛”。夏商周先后建都河洛地区，由此真正开始了洛阳王者之地的历史。二里头遗址可以一窥古代皇家建筑雏形，方正规制、天圆地方，标志着早期国家形成和王权政治的确立。建成于3000多年前的商都西亳，左祖右社、前殿后寝，宫城居于中轴的城郭体制，体现了“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的理念。继东汉刘秀定都洛阳之后，曹魏、西晋、北魏相继建都于此。汉魏故城承接秦汉遗风，北魏洛阳城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建中立极”的都城，其都城形制被隋唐长安城、明清北京城以及日本京都等效仿，建筑风格影响至今。

　　建筑学家宇文恺为隋炀帝营建了洛阳城，宫城穿过洛水，外郭城定鼎门延伸至龙门，蕴含着天地之间呼应互动的哲理。应天门是隋唐时期洛阳作为都城的重要见证之一，是朝廷举行登基、改元、大赦、宴会等大典的场所。向北望去，高大恢弘的明堂、天堂映入眼帘。明堂，即“明政教之堂”，是唐代武周时期“神州大地之都”洛阳的地标性建筑，是世界历史上体量最大的木质建筑，亦为中国建筑巅峰之作。

　　洛阳也是隋唐大运河的中心，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北通涿郡（今北京），南达余杭（今杭州），全长2700多公里，成为我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

　　记者：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改革，一统北方，洛阳城迎来空前繁荣，一时文物典章极为可观。您能给我们描绘一下当时洛阳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盛景吗？

　　郭胜利：洛阳见证了13个王朝的兴衰更迭，曾是争夺征战的前沿，更是交往交流交融的中心地区。其中，尤以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为盛。这位23岁的年轻帝王刚在“王者之地”“中原渡口”站稳脚跟，便做出壮怀激烈之举——全面汉化，将各民族“摆渡”进入了新的大融合时代。

　　▲洛阳老君山金顶道观群。（曾宪平 摄）

　　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下诏，废除源自拓跋氏早期塞外的传统西郊祭天仪式，在今洛阳伊滨区李村镇南宋沟村建圜丘，改用中原的南郊祭天模式。次年，北魏禁穿胡服，改穿汉式服装，尤其在朝官员必须穿戴以中原传统官服为样板的“冠服”。同年（495年），“断诸北语，一从正音”，以中原汉话为官方语言，以洛阳口音为汉话标准发音。此后隋唐时期语言上从“南染吴越，北杂夷虏”发展到中原官话，应该说是孝文帝改革为其奠定了基础。

　　496年，孝文帝又将多达110余个胡人家族的复姓改为汉式单姓，改皇室拓跋氏为元氏。此外，迁洛胡人均改籍贯为洛阳，并且“死葬河南，不得还北”。同时大力鼓励鲜卑人同汉人士族通婚。

　　民以食为天。饮食既是人生存之必须，也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载体。魏晋之时，受北方游牧民族发达的畜牧业影响，中原地区的饮食结构、烹饪方法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为解决南朝投奔人士的饮食需求，北魏官方特意在洛水南设立四通市，贩卖鱼虾河鲜。正如当时京师流传的“洛鲤伊鲂，贵于牛羊”等说法，鱼类饮食烹饪之法由此大行于河洛之间。

　　正是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的全面融入，最终奠定了北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进程中的历史地位。我们可以从《洛阳伽蓝记》的记述中一窥其貌：“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如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

　　记者：2000年，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洛阳龙门石窟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被誉为“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在您眼中，龙门石窟是什么样的？

　　郭胜利：伊河两岸，数千座大小窟龛参差错落、气势宏大，让人不禁发出“谁穷造化力，空向两崖看”的慨叹。龙门石窟兴于北魏，盛于唐朝，止于宋代，历数百年时光雕刻而成，集中展现了北魏晚期至唐代（公元493-907年）最具规模和最为优秀的造型艺术。它的风格既承接了古印度石窟艺术，又继承了云冈石窟中期的特征，是不同时期外来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互鉴的集大成之作。

　　▲2022年9月3日，游客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景区内参观游览。（中新社发 黄政伟 摄）

　　现分别收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和堪萨斯市纳尔逊艺术博物馆的《北魏孝文帝礼佛图》《文昭皇后礼佛图》，就是来自于龙门石窟宾阳中洞东壁的浮雕。浮雕中气度不凡的孝文帝与文昭皇后尽显高贵尊荣。人物衣冠发式和伞盖等礼仪制度，不仅表现了中华文化与外来佛教艺术的融合，也反映出孝文帝推行的汉化政策已取得显著成果。

　　龙门石窟造像受汉化改制和南朝士族文化影响，变贴身紧袖为宽袍大袖，大多呈现“秀骨清相”“褒衣博带”、潇洒飘逸的中原本土风格。无论人物形象还是衣冠，都能看到佛教汉化的明显痕迹。尤其是唐朝佛教艺术摆脱魏晋时期的宗教神秘特色，展现了世俗化、本土化、中国化的趋势。石窟佛像逐渐向中原人的面貌靠近——菩萨造像都长着一张东方面孔，身穿独具特色的大唐服饰；雕刻的飞天体型丰满，腹部微微隆起，服饰装饰较少，裸露部分较多，其面容、发型、体态都如热情浪漫的唐代宫廷舞女，具有典型的本土化特征。奉先寺的卢舍那大佛更是以女性形象出世，面型圆润、端丽祥和、头部俯视，与信徒仰视目光交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过去，她似乎都在注视着你，看着人间的芸芸众生。

　　各朝各代开窟造像只为祈福感恩，鲜卑、匈奴、羯、氐、羌、柔然、高车、突厥、回鹘等民族都在龙门石窟镌刻下心愿。火烧洞的华丽浮雕中，道教尊神也与佛陀同乐。北魏窟龛造像的装饰纹样还出现了犍陀罗和秣菟罗等外来元素；宾阳中洞门雕刻的柱头带有明显的希腊“爱奥尼亚”式痕迹；西山的小龛上留存着十字架雕刻，反映了唐代洛阳城里景教的活动。龙门石窟把希腊、印度、波斯和中华文化融合到一起，集文化、艺术、政治、民族、宗教诸多元素于一身，不断交流碰撞融合，最终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中国石窟艺术。

　　（受访者郭胜利为河南大学副教授、河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本文刊发在《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1期）

　　原标题：《宅兹中国 天地温洛——关于洛阳古城的对话（上）》

　　监制｜杨新华

　　审核｜牛志男

　　统筹｜刘佳 康坤全

　　采访｜刘雅

　　编辑｜龙慧蕊 王怡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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