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车，古称龟兹。公元648年，唐朝将安西都护府治所迁至龟兹，龟兹一度成为西域的政治中心。此后，中原地区与龟兹往来更为密切，大量官员、士兵、商人以及内地僧人来到这里，许多内地僧人在此主持建寺。中原地区佛教回传西域，龟兹佛教艺术深受影响，其中库木吐喇石窟因有很多具有浓郁中原地区艺术风格的汉风洞窟而著称。库木吐喇石窟是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见证，彰显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厚重与辉煌。

库木吐喇石窟窟群区第79窟主室坛基正壁供养人。　     苗利辉供图

　　龟兹历史发展的反映

　　库木吐喇石窟群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库车市以西，渭干河出却勒塔格山口东岸崖壁上，已确认的有编号洞窟共122个，主要开凿于天山山脉南麓的却勒塔格山西坡。根据石窟分布状况分为两个区，分别称为“谷口区”和“窟群区”。库木吐喇石窟洞窟形制多样，主要有中心柱窟、大像窟、方形窟和僧房窟，此外，还有一些形制特殊的异形窟。洞窟内保存着2000多平方米的壁画及一些塑像残迹。

　　库木吐喇石窟遗存壁画内容大致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约为公元5—6世纪。壁画题材及风格主要为龟兹本地艺术，同时可见中原艺术和犍陀罗艺术因素的影响。第二个时期约为公元7—8世纪。壁画题材内容除了龟兹本地特色外，出现了中原汉风壁画。龟兹风格的壁画与汉地风格的壁画咫尺相邻，是库木吐喇石窟特有的奇观。第三个时期约为公元9世纪及其以后时期。此时期龟兹本地特色壁画题材继续流行，回鹘文化特色的佛教艺术给库木吐喇石窟增添了新的内容和风格。

　　库木吐喇石窟是佛教在龟兹地区繁荣和发展的见证。不管从壁画题材、艺术风格，还是绘画技艺等方面，都较完整地反映了公元5世纪至14世纪间龟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发展与变迁，也是中原汉传佛教回流的有力见证，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见证。

　　多元文化荟萃的缩影

　　天相图是龟兹佛教艺术中一种特有的题材，是对佛教宇宙观的图像展示。库木吐喇石窟窟群区第58窟主室券顶中脊，就绘有天相图。它为长方形构图。从里向外，依次绘有月天、立佛、金翅鸟、立佛、日天。里侧立佛头两侧，还各绘出云中蛇（龙）的形象。

　　日天、月天就是太阳神和月亮神。二者均为天王形象，头戴宝冠，身披盔甲，胸前有十字束索，身后有三角翼，下着短裙，一手放于腿上，一手举起，有头光和身光，赤足交脚坐于马车上。马车两侧各有两匹马，相背而行。天王身后绘出宫殿。宫殿为圆形，圆内绘放射状分布的直线。此类人格化的日天、月天图像渊源，当可追溯到希腊神话。其中的日天为太阳神赫利俄斯。传说，他白天乘着四匹火马所拉的日辇在天空中驰骋，从东至西，晨出晚没，令光明普照世界。晚上，月亮女神阿尔忒弥斯坐在乳白色战马驱动的马车中，飞越星空。

　　立佛两侧的云中蛇，表现的是雨神的形象。为住于水中之蛇形鬼类，具有呼云唤雨之神力，也是护法天众之一。天相图中此形象为正在天空中行云布雨的群蛇，其观念及形态皆源于印度。

　　这种在建筑顶部中脊绘制天相图的构图形式，我们在汉代中原地区的券顶砖室墓中可以看到。结合西汉自张骞凿空西域以后，龟兹与中原地区密切联系这样的历史背景，可以说，这种构图形式是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

　　库木吐喇石窟的天相图中，包含着希腊、罗马、印度和中华文明的各种元素，可以说是多元文化荟萃的缩影。

　　彰显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

　　公元前60年，西汉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境内）建立西域都护府。此后，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农业技术、物质产品、典章制度源源不断地传入龟兹，极大促进了龟兹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龟兹文化秉承中华文明的特点，对各种文明采取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态度，形成了以中华文明为根基的龟兹文化。

　　龟兹文化具有开放包容的特点，其中包含着多种文明的元素。从大的范围来说，历史悠久、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古代四大文明体系，以及波斯文化、粟特文化等一些区域性文化，都可以在龟兹文化中看到它们的因素。这些因素涉及多方面内容，既有宗教方面的，如祆教、摩尼教、佛教曾传入龟兹地区，流行一时；也有艺术方面的，如音乐舞蹈、服饰、纹饰艺术等；还有技术方面的，如来自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源自印度的石窟雕凿技术等。尊重差异性，是龟兹文化的基本特点，这也与中国古代圣贤早就认识到不同文明的差异性，主张和而不同，尊重并客观对待差异性的看法是一致的。

　　在承认并包容差异性、多样性的基础上，龟兹文化又能做到兼收并蓄，汲取其他文明的有益因素，通过学习消化达到融合创新，推动自身发展进步。

　　比如，中心柱窟是龟兹石窟的建筑特色。它源于印度塔庙窟，但由于龟兹地区岩质疏松，人们把塔庙窟后室的覆钵形佛塔变成了中心柱窟的中心柱，但是它的宗教内涵没有变化。

　　中心柱窟券顶的菱形格构图样式，是龟兹石窟壁画艺术特点之一。它是佛教圣山须弥山抽象化、概念化的结果，而须弥山的原型传自印度。

　　晕染法是龟兹石窟壁画艺术的另一个特点，这种方法来自印度。但是印度画师采用的是渲染的方法，塑造人物比较写实，而龟兹画师用层层叠染的方法来表现同样的效果，比较模式化。两者尽管理念相同，但具体产生的美学形态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正是在对印度佛教石窟艺术的扬弃中，龟兹石窟艺术模式形成，彰显和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

　　体现西域与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

　　库木吐喇石窟艺术的发展具有比较明显的阶段性，但是无论发展到哪个阶段，我们都可以看到西域与中原地区之间密切的交流互动。

　　库木吐喇石窟谷口区第20窟的洞窟壁画主体风格是犍陀罗艺术风格，但是本窟的长门道和门道右侧壁佛龛中的佛衣样式，均具有此时期中原汉风佛教艺术的特点，中原文化对龟兹文化的影响可见一斑。

　　公元7—9世纪开凿的库木吐喇石窟窟群区第15—17窟，是中原地区佛教石窟艺术在龟兹地区的移植，而相距不远的第27、28和29窟则为龟兹风艺术洞窟。汉风艺术和龟兹风艺术相距不远，共存于一个石窟群内，交相辉映。

　　公元10世纪开凿的第79窟，主室坛基正面的供养人中，既有回鹘人，也有汉僧，汉文、龟兹文和回鹘文共同题刻在供养人旁的榜题内，和谐共生。

　　库木吐喇石窟艺术发展各阶段，都可见中原文化因素的影响，反映出西域和中原地区在历史上一直保持着密切的互动交流，实证了包含龟兹在内的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新疆自古就是多民族地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民族相互依存，交往交流交融，共同丰富和发展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从库木吐喇石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历史印记。

　　首先，库木吐喇石窟彰显了中华各民族异彩纷呈的艺术。

　　库木吐喇石窟的艺术风格主要有三种，即龟兹风、汉风和回鹘风。

　　就龟兹风艺术特点而言，中心柱窟是典型的洞窟类型。壁画艺术上的特点包括菱格构图，蓝、绿为主的色彩配置、屈铁盘丝的线条和晕染法的使用。

　　就汉风艺术特点而言，带坛基的方形窟为其建筑艺术特色。壁画艺术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汉传佛教艺术相同，包括中堂式的构图形式，壁画色彩比较淡雅，总体色调以石绿为主，人物衣纹线条多为兰叶描，多用平涂。

　　就回鹘风艺术而言，建筑样式上沿用龟兹风和汉风样式,但壁画有自己的艺术特点，表现为横列式构图样式，大量使用铁线描，同时也吸收了中原式的兰叶描。颜色以平涂为主，有时也使用晕染法。大量使用土红色，并以石绿色相衬。

　　此外，不同艺术风格的人物造型和服饰都具有本民族的特点，纹饰也有所不同。

　　这三种艺术风格都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形成于不同时期，都是库木吐喇石窟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库木吐喇石窟体现了中华各民族艺术的互相影响。

　　尽管库木吐喇石窟的三种艺术风格各有千秋，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影响。从建筑形式上讲，中心柱窟是龟兹风艺术的典型，但是库木吐喇石窟窟群区第16窟，在主室中心柱的前面凿出一个长方形的坛基，明显是受到了汉风艺术方形窟的影响。从壁画艺术上讲，库木吐喇石窟窟群区第58窟主室正壁龛内绘出净土，明显受到汉风净土艺术的影响。而回鹘风艺术是在吸收龟兹风艺术和汉风艺术基础上产生的，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汉风艺术在龟兹地区的发展。

　　第三，各民族和睦共处，共同创造了库木吐喇石窟艺术。

　　一方面，在库木吐喇石窟中，不同民族建造的石窟常常彼此相邻。如，库木吐喇石窟窟群区第11、14、15—17均为汉风洞窟，与它们相邻的第10、12、13窟为回鹘风洞窟，第23窟为龟兹风洞窟。在库木吐喇石窟的其他区段，不同民族开凿的洞窟相邻而建的现象也非常普遍。

　　另一方面，在同一个洞窟中，也可以看到具有不同民族艺术特点的建筑和壁画共存。根据学者研究，库木吐喇石窟的礼拜窟有四分之一都是不同民族建筑和壁画艺术风格的混合体，说明这些洞窟是由不同民族的工匠和画师共同建造的。

　　（作者系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所副所长、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 前一则: 任人唯贤：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政治传统
• 后一则: 民为邦本：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