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经》300余篇，几乎均可和乐歌唱。“和诗以歌”赋予文字以韵律、节奏和曲调，令诗意更加饱满，增强了诗词所承载的情感张力，提升了音乐的文化价值和艺术美感。无论是展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自信，“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旷达，抑或体现“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的淡然，“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悲切……或引吭高歌，或浅吟低唱，诗乐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令人仿佛徜徉历史长河，沉浸诗人世界，共情和鸣之感油然而生。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可以说，诗乐和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以“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方式，润物无声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历史上多次民族大迁徙、大融合，加速了各族人民在空间上的贴近、经济上的合作、社会上的交流，更促进了文化上的融通、心理上的认同。从“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到“辗转相交，尽皆和合”的魏晋南北朝各族音乐诗歌交融相和，再到“奔车看牡丹，走马听秦筝”的盛唐气象，继而到宋词元曲的或豪放或温婉等，这种互鉴融通、彼此吸收认同的诗乐和鸣，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

　　直观来看，诗乐和鸣展示了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演绎了各民族文化交融互鉴的历史进程，彰显了开放包容的民族精神。从以乐从诗的诗经时代，到采诗入乐的汉乐府时代，再到依声填词的唐宋时代，诗歌与音乐互补共生、和鸣共唱。《全唐诗》中描写音乐舞蹈的诗篇就有千首以上，《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则收录了唐代122人、共231首乐器诗。乐舞艺术的发展使得唐诗的创作取材更加多样、传播范围更加广泛，也更容易融入寻常百姓的文化生活。可以说，诗乐和鸣是节奏与韵律的激荡，犹从曹植“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到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音韵节奏转变；诗乐和鸣是情感与意境的描摹，是“弦弦掩抑声声思”的凄苦，是“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的闲情；诗乐和鸣更是一种民族精神、家国情怀的彰显，是“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一心，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忠诚。

　　究其就里，诗乐和鸣本质上源自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厚植积淀，是中华文化和合思想的艺术表达。地理上的“天下无外”与政治上的“天下一统”，构筑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地理上的“天下无外”，自然要求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成为民族大义。而实现“天下一统”历来就是中华民族的美好愿景，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奉行“大一统”理念，追求“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同时“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在尊重各民族文化艺术独立性的过程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和合思想也造就了彼此尊重、和谐圆融的民族精神。中华文化注重为生命、生存、生活而积极活动，并在其中保持人际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国语》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乐记》的“大乐与天地同和”，无不体现了中华文化丰富的和合思想，彰显“兼济天下”的宽广情怀。恰源于此，无论诗乐，都秉持着交流互鉴、开放包容的精神，走出了一条诗酒田园、丝竹相谐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发展道路。

　　艺术作为时代精神、生活风貌和审美情趣的直接表现，具有以文化人、以艺通心的独特作用。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历来推崇“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的中华文化，在新时代定会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这一时代史诗，也必将在伟大复兴进程中“诗乐和鸣”，奏出黄钟大吕之声。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歌舞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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