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宁路，设于元大德七年（1303年），治全宁县（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全宁路在元代属弘吉剌部藩府属地，鲁王桑哥不剌封地，其地位于联通漠南漠北的要地，自然条件优越，农牧并举，颇为繁荣。这里是元代统治者比较重视的地区，也是文化教育比较发达的地区。曾有两位公主下嫁弘吉剌氏，且元文宗娶鲁王大长公主之女为后。因弘吉剌部具有较高政治地位，所以在全宁路留有大量珍贵文物古迹。其中，张氏先茔碑、全宁张氏先德碑铭、竹温台神道碑这3座近代以来陆续被发现的石碑是大型蒙汉合璧碑刻，从碑文记载中可以看出，当时蒙古族与汉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已经非常深入。

　　张氏先茔碑

　　在翁牛特旗梧桐花镇有一个国公府村，村子因有一位元朝名臣在此建有府邸而得名，这位名臣就是蓟国公张应瑞。张应瑞去世后，葬于村北山，他的后人去世后也葬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家族墓地，称国公墓。2006年，张应瑞家族墓地被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史料记载，张应瑞祖籍河北省清河县，是元世祖忽必烈时期鲁王的陪臣。他才德兼优，处事练达，屡受封进爵。后因平息叛乱有功，深受元世祖赏识，令其辅佐嗣主谛瓦八剌。张应瑞功勋卓著，生前被封为中奉大夫，加赠荣禄大夫，河南行省参知政事，加赠一品，死后追封蓟国公。其子张住童亦深得弘吉剌氏器重，业绩卓越，张氏家族后人最终融入蒙古族。

　　元统三年（1335年），元顺帝诏令全国文坛才俊为张应瑞家族树碑立传。历经几百年的风雨剥蚀和兵燹战火，如今国公墓已荡然无存，但张氏先茔碑却幸存下来。该碑碑身较完整，通高5.8米，宽1.38米，厚0.4米，是螭首龟趺碑式，由碑座、碑身及碑首组构。石材出自北京房山，龟趺座上面凿有凹槽，碑身镶嵌其上。碑首圆雕四条粗壮蟠龙，龙头低垂于碑首两侧，两只龙爪托住祥云之上的明珠，劲健有力的龙身组成方形碑顶。正面碑文阴刻汉文楷书，笔力苍劲，为元朝著名书法家、西域人康里巎巎所书。碑文记载了从元世祖忽必烈直至元顺帝妥欢贴木儿时期，张应瑞家族为元朝及蒙古弘吉剌部尽忠之事。背面碑首为篆刻八思巴文，碑文阴刻为回鹘蒙古文，字迹清晰完整。

　　全宁张氏先德碑铭

　　全宁张氏先德碑铭2011年发现于翁牛特旗一处山区丘陵地带。该碑碑额一面刻有“全宁张氏先德碑铭”汉字篆书，另一面刻着同名音译八思巴文。由于人为挖掘和破坏，全宁张氏先德碑铭被发现时已经倒塌并散落在三处。

　　全宁张氏先德碑铭的主人是张丑闾。根据碑文的记载，张丑闾是河北人，其家世来自鲁王外戚媵臣，从外戚媵臣升官太府中的太监，为三品官，元文宗恩授封赠其上二代。

　　据考证，全宁张氏先德碑铭可能立于至元二年（1336年）。残碑通高3.46米，宽1.12米，厚0.31米。该碑的刻写形式与张氏先茔碑一致。经释读可以确认，碑铭正文先用汉文撰写，然后翻译成回鹘蒙古文，但是两种文字书写的内容不尽相同。对照发现，蒙古文碑铭没有把汉文碑铭的开头部分翻译出来，这种译法非常罕见，亦是其特别之处。

　　蒙汉合璧全宁张氏先德碑铭的发现，对蒙古文原始资料稀少的蒙古学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对研究中古时代蒙古语的发展变化、了解当时的民族关系和民风民俗等亦有很大帮助。

　　竹温台神道碑

　　元代竹温台神道碑，全名为“大元敕赐故诸色人匠府达鲁花赤竹公神道碑铭”。该碑刻于至元四年（1338年），首次发现于1921年，其后一度遗失，直到今年7月被再度发现于翁牛特旗。据《翁牛特旗志》记载，竹温台神道碑用大理石雕刻，通高4.67米，宽1.51米，厚0.27米，碑文共27行，每行70字，正书，近2000字。今年发现的残碑高3.1米，宽1.1米，厚0.29米，是竹温台神道碑的上半部分。

　　该碑的奉敕撰文者、书丹者、篆额者官职姓名分别为翰林待制、奉议大夫兼国史院编修官揭傒斯，奎章阁大学士、资善大夫、知经筵事巎巎，奎章阁侍书学士、中奉大夫、同知经筵事尚师简。这三位官员除尚师简无考外，另两位在《元史》和《蒙兀儿史记》中均有传，他们奉元顺帝敕命为竹温台树碑立传，可见此人地位之显，荣誉之高。

　　竹温台（1281年—1323年），《元史》对此人并无记载。竹温台神道碑介绍了他的家世背景，他是鲁国大长公主的陪臣，受到鲁王器重。竹温台在全宁时，善于牧养，家有马牛羊过万。后来，竹温台开始经管鲁王府事务，掌管官府开支、赏赐、贸易、手工业、畜牧业、农业等一系列事务，逐渐由陪臣升为弘吉剌部手握实权的高层人物。他在职期间，全宁一带社会秩序井然，百姓安居乐业。

　　竹温台去世时年仅42岁，碑载，“府中如失其兄弟，境内之民如失其父母”。竹温台死后，葬于全宁城西南五里的欢喜岭（今乌丹镇西南的大西山）。元顺帝于至元四年（1338年）敕命为竹温台树碑立传，使之“与元勋世臣等，不亦盛哉”。

　　三通碑刻的深刻意涵

　　元代全宁路碑刻所记载的内容，体现出中原儒家文化对蒙古族影响之深。如，全宁路新建儒学记碑载:“皇姑鲁国大长公主、驸马济宁王创庙学于城之□，殿为五间。……尊儒右文，作京于燕，□成均之法。……鲁王温恭敏学，子道以孝，世世舅甥于皇家，福泽讵可涯也。”可见，元代全宁一带兴教办学，提倡儒家思想、孝道，大兴教化之风，效法中原，以儒家思想治理施政。　

　　张氏先茔碑赞扬张应端的祖父张仲贤“秉性纯笃，忠厚和易，乐善而有恒，乡里咸崇敬之”。他常说，与其给子孙后代留下物质财富，不如培养他们的德行，“财或用之有尽，德可传之无穷”。可见，“忠厚和易”“乐善有恒”等儒家思想广泛传播于全宁路百姓之中，教以导之，风以化之，说明蒙汉文化已经实现了高度融合。

　　竹温台神道碑载，竹温台尚义好施。他去世后，夫人阿答而氏玉雪自守，儿子撒而吉思鉴奋励自克。元顺帝“贤其父以及其子，因其子以追其父，广褒贤之典，赐述德之碑”。这些内容充分体现了元代对儒家礼教的推崇。

　　在窝阔台汗时期，中书令耶律楚材就提倡以儒家思想治国并制定了各种施政方略，促使其治理方式由原来的武力征服逐渐转向怀柔，这与中原儒家思想在蒙古地区的广泛传播有着密切关系。驻地于漠南的弘吉剌部是元朝皇室的世婚家族，全宁城是弘吉剌部的政治、经济、教育中心，在历任首领对中原儒家文化的大力推崇下，当地文化、教育事业有了飞跃性发展。

　　从元代全宁路三通蒙汉合璧碑刻可以看出，元朝诸帝对全宁路格外重视，大兴褒贤倡化之风，教育百姓忠君尊长，庄敬自强，学习儒家思想倡导的道德风范。这些举措对于提升百姓的文化素质、道德修养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时，这些碑刻也反映出中华民族传统的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见证了民族融合的历史，留下了各民族亲如一家的永恒记忆。

　　（作者单位：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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