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来看，锡伯族常被认为属于女真的一支，但更多人认为，锡伯族和女真有一定关系，却并不属于女真而是鲜卑人。在明代，锡伯族的后裔隶属于科尔沁蒙古。早期的锡伯族由于在蒙古统治之下，不仅开始信仰喇嘛教，也开始说蒙古语、写蒙文。清初，当锡伯人和满人的接触越来越频繁后，有一部分锡伯人说起了满语，驻守在东北三城的锡伯官兵还常年担任着满、蒙古语翻译的角色。在锡伯人西迁至新疆后，又和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人民长期生活在一起，共同驻防守边，不少锡伯人学会了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等，民族之间的交融不断深入。

　　新疆一个县城里的锡伯族

　　目前，我国锡伯族人口较少而且分散，目前主要生活在东北、北京、新疆、内蒙古等地区，其中辽宁地区的锡伯族人数最多，聚居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锡伯族仅为少数，还不到全国锡伯族总人数的20%，其中有一半左右却集中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察布查尔”在锡伯语里有“粮仓”的意思，是唯一以锡伯族为主体的自治县，位于新疆西天山支脉乌孙山北麓、伊犁河以南辽阔的河谷盆地，总面积约4485平方公里，总人口约18.4万。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是锡伯语保存最完好的地方。

　　当代新疆锡伯族的语言也是在改革基础上发展而来的。1947年宁西县（后改为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改革委员会在满语基础上稍加变化形成了现在的锡伯语，而在此之前锡伯人普遍都说满语。锡伯语属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据此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其实锡伯语就是满语，或者说是满语的一种方言。

　　由于锡伯族语言文字与满族语言文字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全世界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在把锡伯族语言文字当作满族语言文字的“活化石”进行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为培养满文专业人才，特批在故宫博物院开设“满文干部培训班”，从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招收学员到北京学习。这些先天优势表现在，如今研究满语、满族的一些学者就来自锡伯族。

　　当代的新疆锡伯族很重视教育，锡伯族人一般会讲四种语言，号称“翻译民族”。很多锡伯族知识分子不仅精通本民族语言，还掌握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和俄语等其他语言。锡伯族最重要的史诗《西迁之歌》的作者管兴才隶属新疆锡伯营，从小家境贫寒，但他本人聪明过人，有“小神童”的称号，虽然只上过小学，却自学精通了汉、满、藏、蒙古等各族语言，昭苏喇嘛庙上的汉、满、蒙古三体文字就是他写就的。

　　那么，锡伯人究竟为何千里迢迢来到新疆定居呢？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从锡伯族的西迁故事开始说起。

　　维护统一的西迁史诗

　　锡伯族本发源自东北地区的兴安岭、嫩江和松花江流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锡伯人远离家乡，不远千里来到西域呢？这要从清朝统一战争说起了。

　　康熙三十一年（1692），科尔沁蒙古旗锡伯人官兵，被改编到了满洲八旗中的上三旗，还把他们迁到了东北的齐齐哈尔等地驻防。乾隆年间，新疆的准噶尔部分裂势力一直让社会动荡不安，清廷出兵平定后，曾作为人质被囚禁的大小和卓被释放，清政府命他们继续管理新疆。不久，卫拉特蒙古的阿睦尔撒纳发动叛乱，大小和卓兄弟也乘乱在天山南路起兵。

　　为了国家的统一，清廷意识到驻守、建设西域要塞伊犁很有必要。于是，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乾隆二十七年（1762）设置了伊犁将军府，调遣明瑞作为第一任伊犁将军，总理新疆的军政事务，伊犁遂成为新疆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乾隆帝派遣了大量八旗兵进驻天山南北地区。锡伯兵因擅长骑射，英勇善战而著称，就是在这个时候接到了前往新疆驻防的任务，开启了赫赫有名的西迁壮举。

　　这次西迁人员分成两批先后启程，一批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农历四月初十出发；另一批在农历四月十九行进。根据官方记载，清廷最终在盛京锡伯兵里挑选了精壮人员1000名，官员20名，连同家眷3200人入疆。其实这只是官方数字，真正随从亲属人员还多出400人，加上在漫长的西迁过程中又诞生了350多个小生命，实际总人数至少达到了4000名。

　　乾隆二十九年（1764）农历四月十八，在西迁的前一夜，选定前往新疆伊犁的锡伯人和留居东北的锡伯同族，在盛京的锡伯族家庙（太平寺，建于1707年，位于沈阳市和平区）里齐聚一堂，共同祭拜祖先，在最后一餐中泣泪话别。次日清晨，他们告别了家乡。管兴才在《西迁之歌》中描述了这幕可歌可泣的分离场面：“圣命如山忍痛又割爱，眼望故乡十步九回难离去”。

　　西行路途中十分艰难。带去的牛马由于环境恶劣，冬雪厚积找不到草料，待到春天又发生瘟疫，最终死去了大部分；向蒙古人借来的骆驼和马也纷纷倒毙。一种叫“乌珠木耳”的野菜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锡伯人保命的粮食。锡伯族西迁的官兵及其眷属风餐露宿，行进万里，就这样一直到第二年的七月，受尽磨难的锡伯官民才终于到达了伊犁绥定。为了纪念祖先的这一壮举，以后每年的农历四月十八就成了锡伯族的“西迁节”，又称“怀亲节”“四一八”节。

　　锡伯族的西迁为近代国家统一作出了巨大贡献。嘉庆二十五年（1820）始，大和卓的孙子张格尔在英国人的指使下三次入侵南疆，锡伯营出兵千人参与保家卫国的战斗，最终平息叛乱。同治末年，阿古柏又发动叛乱，锡伯人出兵平叛，7000余名同胞阵亡。此时，沙俄乘乱强占伊犁，锡伯营总管喀尔莽阿是反抗沙俄的英雄，在他的带领下，锡伯营官兵奉命垦荒，所屯粮食为左宗棠收复新疆提供了物质保障。

　　锡伯营长期担任的军事任务，有驻守卡伦，赴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等地换防，巡查布鲁特和哈萨特游牧地带，以及补充士兵至伊犁北岸的惠远城满营以加强防务等。锡伯族的西迁，并不是简单的向西行进，而是背负着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是保家卫国、建设新疆的壮举。

　　西部建设的先遣军

　　锡伯人在西迁时，锡伯军民共编做10个“扎兰”（队），到达伊犁绥定后缩编成6个牛录，由于跟随而来的眷属和路上的新生儿，这支部队又多出700余人，于是在到达察布查尔的时候，这支队伍又增设了2个牛录，成为八旗。八旗设领队大臣1人、总管和副总管各1人，每旗又设1个牛录，每牛录各有1名佐领。就这样伊犁锡伯营基本形成，和察哈尔营、厄鲁特营、索伦营并称“伊犁四营”。锡伯营即现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前身。

　　锡伯营也是建设西部的先遣军。和戍边同样重要的是屯垦，西迁的锡伯官兵可以携带家眷长久地聚居在驻防所在地，锡伯营“挈眷驻屯”也因此成为“兵屯”改革的新模式。“挈眷驻屯”提高了建设地方的积极性，其屯垦经验对后来的新疆屯垦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西迁之歌》中有言：“开拓远疆，计长久之安。称驻旗民，为久远之策。”负责驻防伊犁的先遣部队锡伯营，平时不仅要戍守重要的军事堡垒卡伦，按时到喀什噶尔等地进行换防，还要解决家庭生计以及西部建设的任务。这些任务包括了畜牧、屯田和兴修水利等繁荣社会、经济的各项事业。

　　作为“打牲”（游牧）民族的锡伯人，其实在明末就转变成了兼以农业种植为生活方式的民族，这对于发展屯垦有很大帮助。加上察布查尔县位于伊犁河谷的南岸，地势开阔，适于农牧混合发展，成为西迁最终定居之所。

　　当锡伯官兵千余名携眷移驻新疆伊犁后，伊犁河南旧有的绰河尔大渠被疏通后，分做八屯进行垦种，一度比较繁荣富庶。但随着人口越来越多，原有的土地已经不够耕种，扩大耕地面积纾解人多地少的困境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正当人们都一筹莫展时，锡伯族内出现了一位杰出人物——图伯特。图伯特于乾隆二十年（1755）生于盛京一个锡伯家族，西迁之时他年仅9岁，小小年纪便吃了不少苦，也磨练了意志。他18岁时就被选为“披甲”。“披甲”是对清代勇猛善战之人的称号，对“披甲”的拣选过程非常严格，需年满18周岁，主要考核骑术和射箭。成为披甲勇士是能力和荣耀的象征，能被选中之人必然是佼佼者。之后他成为正黄旗的一个佐领，嘉庆年间升做锡伯营总管。

　　图伯特对本民族同胞的生存困境看在眼里，为了建设家园他决定修建一条大渠，经伊犁将军松筠授意后，便开始勘测地形、确定路线、估算费用。过程并不算顺利，副总管硕尔泰因与图伯特不和，居然联合一些官员上书反对图伯特，图伯特最终以自己九族的身家性命做保证，才换回了现在察布查尔大渠的修建成功。

　　大渠是从嘉庆七年（1802）正式修建，在动工后图伯特几乎日夜都在工地指挥，不辞劳苦，最后经过六年的努力，终于挖成了一条东西长约200余里的大渠，使锡伯营的耕地面积扩大到78700多亩，图伯特泽被苍生，至今仍被锡伯人纪念和感激。

　　这条大渠的渠口开在了察布查尔山口，故名察布查尔渠。因察布查尔渠是锡伯族从东北西迁来伊犁后开挖的大渠，是锡伯族的母亲渠。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经过广泛征求意见，提出以察布查尔大渠名作为自治县名，即现在的“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新疆”的涵义常被误认为是“新的疆域”，其实早在汉代，我们熟悉的“西域”一词就已经涵盖了新疆的大部分地区。西汉政府设立了西域都护府，设立管控机构。唐朝对西域的控制比汉朝加深了很多：设立有安西和北庭两个都护府，并且有上万人规模的正规野战部队。清乾隆时期，清准战争大获全胜的清朝再获西域之地，乾隆遂赐名“新疆”，建立新疆省，取“故土新归”之意，清代由此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对新疆地区管辖最深入的朝代。

　　历史上，西迁至此的民族一直源源不断，清代为了巩固有效统治，则规模更大，人口更多。像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锡伯族，他们为西部的统一和建设迁徙而来，并从此扎根新疆，与当地各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了新疆的统一与建设，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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