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秦国‘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开启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统一如秦汉、隋唐、元明清，更是‘六合同风，九州共贯’。”

　　“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出自《汉书·王吉传》，“《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王吉，字子阳，西汉时琅琊皋虞人，官至博士谏大夫。众所周知，西汉正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时，董仲舒所倡导的“大一统”思想为国家所接受。而到汉宣帝时，作为长期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王吉提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移风易俗的教化工作，使整个天下政令法规贯通。因此，“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原文大意是说，《春秋》所推崇的大一统，就是全国各地风俗教化相同，九州方圆政令法规贯通。

　　王吉之所以提出“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主张，是在此前“大一统”思想发展基础上，赋予其新内涵的结果。先秦时期，在以炎黄为主的不同部落文明融合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统一疆域，构建起以宗法制和分封制为主要内容的通行礼乐制度，孕育了“大一统”思想的政治文化基础。因而，即使在战乱丛生的春秋战国时期，“大一统”仍是社会民众所推崇和向往的，如《春秋公羊传》所言，“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发展潮流，秦国才能完成“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伦”的统一大业，才有了西汉时期主张的“《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由此不断铸牢人们代代相承的统一意识。在这种情况下，王吉提出的“六合同风，九州共贯”赋予了“大一统”更为清晰的逻辑框架、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从国家治理秩序进一步阐发了“大一统”的理念，即加强风俗教化、实现政令法规贯通，影响久远。

工作人员在为山东博物馆年度特展“六合同风——秦文化大展”布展。新华社发

　　纵观中国历史，“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理念始终贯穿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长河，集中体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由此形成的共同价值追求和文化心理结构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

　　“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理念推动形成了统一的局面。两汉时期，中原文化与边疆文化深度融汇。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政权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如，前秦皇帝氐族人苻坚言：“今四海事旷，兆庶未宁，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隋唐时期，在“大一统”理念影响下，“正朔不一将三百年”的分裂局面终于结束，“华夷一家”的理念成为治国理政的基准，成就了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的盛世。唐太宗在处理民族关系上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正是这一时期“大一统”理念的新特征。元朝是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实现前所未有“大一统”的王朝。明清时期，“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所以才有了各民族共同铸就康乾盛世的历史。

　　“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理念，为巩固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但始终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进行抗争和求索。各民族在共御外侮、同赴国难的百年抗争中，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要紧紧抓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引导各族群众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建设伟大祖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悉心呵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齐心协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单位：尹传政，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段若章，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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