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县)有一个姓卢的樵夫,为了改善生计,与附近村民刘至略结义为兄弟,一起下地劳动。刘至略有一个姑姑出家为尼,名无尽藏,常诵《涅槃经》。因此,卢氏樵夫有机会听她诵经。一次,樵夫为尼解释他听到的经义,尼示以经书,樵夫曰:“不识文字。”尼曰:“既不识字,如何解释其义?”樵夫曰:“佛性之理,非关文字能解。今不识文字,何怪?”众人皆嗟叹。这个樵夫,就是后来的禅宗六祖惠能。
六祖惠能画像。资料图片
惠能,俗姓卢,祖籍河北范阳(今河北涿州市)。卢家为当地大族,惠能的父亲原在范阳做官,唐高祖时,其父谪官到岭南新州,成为平民。唐贞观十二年(638年),惠能出生,后3岁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靠卖柴为生。《曹溪大师别传》载,在670年初露锋芒后,惠能住新州宝林寺,后赴乐昌县西石窟从远禅学习坐禅,积累了一定的佛学基础。
关于惠能投黄梅五祖求法的缘起,有两种说法。《六祖坛经》里说,惠能在卖柴时听人诵《金刚经》,心有所悟,乃发愿去蕲州黄梅县东禅寺求法;《曹溪大师别传》里说,惠能因听惠纪禅师诵《投陀经》,叹曰:“经意如此,今我空坐何为?”在安顿好老母亲之后,遂北上赴东禅寺五祖弘忍处参礼。
672年,在黄梅东禅寺,上演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对话。《六祖坛经》记载了当时的场景。弘忍:“汝何方人,欲求何物?”惠能:“弟子是岭南新州百姓,远来礼师,惟求作佛,不求余物。”弘忍:“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惠能:“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第一次对话,惠能就得到五祖弘忍的暗自印心。但五祖弘忍不露声色,安排惠能去舂米,想进一步考察他。
8个月后,五祖弘忍决定“以偈传衣”,所有弟子都可以献偈,谁的偈子写得好就传法给谁。首座弟子神秀作偈曰:“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是神秀对于佛性本心的理解,他认为应该通过修行而渐悟:我本身就是一棵菩提树,我的内心也如同明镜一般,只要我经常内省反思,防微杜渐,那么就能保持内心的明净如初。五祖弘忍虽不甚满意,但还是令众僧诵持。相传惠能不识字,听闻神秀的偈子后,请人代题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惠能的偈更符合禅宗对空性的理解,他凭此一偈,得到五祖的密传与衣钵。
相比之下,惠能的偈子更胜一筹,在中国佛教史上有着回归本源的意义。惠能时代,佛教在很多方面已经偏离了本旨,比如唯识宗的经院哲学式研究、皇室大造佛像及大型的佛事活动等,无益解脱,且劳民伤财。佛教的本旨关乎个人心性的修持与觉悟,惠能的偈子其实就是对外境的消解与涤荡,主张回归本心,与佛陀、龙树的般若性空理论一脉相承。
五祖弘忍对惠能说:“你出身低微,连字都不识,现在得此衣钵,恐众人不服。所以你即刻下山,回南方隐居修行吧。”随即又叮嘱说:“等我示寂后,你再出来弘法。记住,以后你只传法不传衣钵。”此后,禅宗被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主张渐悟的掌门人是神秀,而影响更大的则是主张顿悟的南派,掌门人就是惠能,合称“南能北秀”。
惠能尊师命携法衣南行,蛰伏山林,其间亦多舛多难。历经两个月,到大庾岭。有一个名为慧明的僧人,出家前是四品将军,行脚最快,追上惠能,云:“我为法来,不为衣来。”惠能则问:“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哪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慧明当下大悟,并支走随后追来的数百人,掩护惠能脱身。惠能到达曹溪后,隐遁于四会、怀集之间,避难于猎人队伍之中,经常为猎人随宜说法,每至饭时,以菜寄煮肉锅。这就是“但吃肉边菜”的来历。
676年初,惠能复出,于广州法性寺(今光孝寺)听印宗法师讲《涅槃经》。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惠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一众骇然。印宗便问:“久闻黄梅衣法南来,莫非就是行者?”惠能出示衣钵,印宗欢喜赞叹,即集众为惠能剃发、受戒。惠能后归住曹溪宝林寺,广阐“顿教”,学徒云集,声名远播。
毛泽东在谈及惠能的时候曾说,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的佛经《法宝坛经》就是老百姓的。惠能和尚,河北人,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这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毛泽东的这一论述指出了惠能在佛教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主要贡献。
惠能强调佛性无关文字,修行无需读经与坐禅,这样极大地降低了佛教修行的门槛,摆脱了经院式的繁琐束缚,从而使禅宗更加平民化、世俗化,更容易为各阶层尤其是老百姓所接受,为禅宗的广泛传播起到巨大的作用。惠能南派禅宗逐渐成为佛教的主要流派,衍为临济、沩仰、法眼、曹洞、云门五大支系,“一花五叶”,生机盎然。
在惠能之前,随着《涅槃经》的翻译与传播,“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已成为佛教各宗派的共识,确立了凡夫俗子成佛的可能性,但怎么成佛,不甚了了。惠能融汇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把佛性与心性统一起来:佛性就在人的自性之中,而自性即心,即心即佛,只要明心见性,即可成佛。惠能的理念极大地促进了佛教的中国化,主张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
“顿悟成佛”是惠能所创南宗的法门和特色。“迷来经累劫,悟则刹那间”“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惠能的“顿悟成佛”说宣扬的是一种简捷的功夫,成佛在于“一念”,在于刹那顿悟,为禅宗注入了新的活力。“顿悟成佛”将自心、自性与解脱成佛等联系起来,认为成佛唯有依靠自心的顿悟方能实现。惠能反对北宗的“观心看净”,反对“时时勤拂拭”之类的渐修法门,反对坐禅念佛,不搞累世修行、布施财物、拜佛修庙等外在形式,强调“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这样,来自印度的带有繁琐思辨色彩的佛教被惠能大刀阔斧地改革成简易、直接的中国化的佛教。
惠能强调佛法不离世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文化传统下,家庭乃是人生的必修课。惠能基于中国文化传统,创造性地提出“在家修行”的理念:“善知识!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以家代寺,用儒家的修身来规约佛教修行,用儒家文化来改造佛教,将儒家的“修齐治平”植入佛教修行。惠能提倡在家修行,极大地方便了信众的信仰实践,也成为后来中国居士佛教和近代“人间佛教”的滥觞。
惠能传法不传衣钵,还改变单一嗣法的模式,转向同时多人嗣法,从而避免了禅宗嗣法过程中的纷争,禅宗迅速遍地开花结果,使禅宗在佛教诸多派别中一枝独秀并最终一支独大。这一趋势的发展高峰是禅宗“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
705年,唐中宗派使者薛简奉敕到曹溪,请惠能入京,惠能以疾不赴。薛简求禅宗心要,回京复命。惠能告薛简曰:“若欲将心要者,一切善恶都莫思量,心体湛寂,应用自在。”薛简于言下大悟,礼辞回京。薛简回朝禀告唐中宗,唐中宗下诏赞誉惠能是维摩诘一样的人物,又赐其袈裟和水晶钵,并且赐国恩寺供其居住。
713年,惠能圆寂于新州国恩寺,肉身舍利后来被移至南华寺,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尊肉身菩萨,保存至今。《曹溪大师别传》记载,殿中侍御史韦据为大师立碑,后来王维撰《六祖能禅师碑铭》,柳宗元、刘禹锡分别撰《大鉴禅师碑》(大鉴为惠能的谥号)。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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