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真道第一丛林——北京白云观，镌刻着清朝乾隆皇帝为丘祖殿所题“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的楹联，赞扬的正是全真道龙门派开山祖师丘处机内丹修身的道行与救世济民的功业。

丘处机画像。资料图片

　　丘处机（1148年-1227年），字通密，号长春子，金代登州栖霞（今山东栖霞）人。他幼年父母双亡，颠沛流离，但聪敏强记，酷慕玄风。19岁拜全真道祖王重阳为师，后于陕西宝鸡磻溪穴居6年、陇州龙门隐居7年，潜心修道。丘处机于全真七子中最负盛名，对全真道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金元之际，全真道不断发展，成长为一支强大的宗教力量，为金、南宋、元三朝统治者看重，成为他们争取的重要对象。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金世宗遣使召请丘处机至京城，为他修建“全真堂”并御书匾额。不久后，金王朝又赐其所居观名为“太虚观”，予以很高待遇，扶持全真道。于是，丘处机“道价鸿起，名满四方”。1219年，南宋与金廷先后遣使召请丘处机，丘处机均未赴召。同年冬，尚在西征军中的成吉思汗闻其名，派钦差大臣刘仲禄等专程至山东礼请丘处机觐见。丘处机权衡时局，预见到成吉思汗必兴，遂慨然允诺西行。他以73岁高龄，毅然率弟子赵道坚、尹志平、李志常等18人从山东莱州昊天观出发，踏上漫漫西行之路。

　　应召途中，丘处机作诗云：“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穷急漏诛残喘在，早教身命得消忧。”“我之帝所临河上，欲罢干戈致太平。”表达顾念苍生、欲拯救黎民于战火的和平祈愿。

　　丘处机师徒西行旅途中，穿越高山大川，横跨戈壁荒漠，经过许多少数民族聚居之地。他们不仅一路传播全真道思想，还把中原物产带到那里，也认识了丰富的西域特产，如黄米、马奶酒、哈密瓜、棉花、畏兀儿大饼等，了解并记录了各地的风物人情。因此，丘处机西行不仅是传道之行，亦促进了中原与西域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融通。

　　历时近3年，行经万余里，丘处机一行最终于金兴定六年（1222年）到达设于阿姆河南岸（今阿富汗境内）的成吉思汗军营。当时成吉思汗正忙于西征，“日事攻战”，丘处机感慨于“十年兵火万民愁”，遂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当成吉思汗征询“为治之方”，丘处机“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对成吉思汗关心的“长生久视之道”，丘处机“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并宣扬“天道好生”，直陈“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丘处机的坦诚和质朴赢得成吉思汗的信任与尊敬，称丘处机为“神仙”，并下令禁止滥杀无辜。据《元史·世祖本纪》载，成吉思汗诏曰：“朕自去冬五星聚时，已尝许不杀掠，遽忘下诏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

　　除了劝成吉思汗止杀，丘处机还救人于急难之中。他令道众勤力耕耘，捐食物救济兵革中饥寒交迫的灾民，“又时时设粥，活者甚众”，尽全真保民之功。丘处机还帮助在战火中沦为奴隶的人恢复平民身份，加上“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概有二三万人。对于“横罹凶害，沉魂滞魄，困于幽狱，无由出离”的亡灵，丘处机则设斋醮告慰。这种宗教色彩浓厚的特殊形式，既是对死者的追荐，更是生者向往和平、反对战争意愿的强烈表达。

　　丘处机所作的种种努力，恰是自王重阳以来全真道“真功”“真行”理念的践履。“真行”即广行善事、仁爱无私、济困拔苦、传道度人等积功累德之事。保民、反战、止杀等一系列功行，为丘处机赢得世人的广泛赞誉，也为全真道的发展夯实了群众基础。现代学者钱穆便认为，金元时代，全真教借宗教为掩护，弥杀机，召祥和，为社会经济保存了一线生机，为传统文化保存了一脉生命，是为全真教在当时最大的贡献。

　　以反战、止杀为初衷促成的丘处机西行，客观上赢得了元朝统治者的支持，为全真教的发展开拓了巨大的外部空间。在教门内部，丘处机则不失时机，要求道徒“打尘劳”以作为必修的外功，按全真道理念，这属于“真功”的一部分。“打尘劳”即“服勤苦”，即尽力建宫立观，发展教徒，壮大道门队伍，弘扬全真道。同时，“打尘劳”与全真道徒所追求的成仙目标紧密相连，“打尘劳”的多少决定成为神仙的等级，所谓外功全在自身，若自己用力便可得功。这可以说是丘处机“存无为而行有为”的入世观的反映。丘处机应时衍化，将道教“无不为”的思想与时代相结合。他改变全真道“远引高蹈，灭景山林，漠然不与世接”的做法，而开结交政要权贵之风。立观度人，济世真行，丘处机还创建了平等、长春、灵宝、长生、明真、平安、消灾、万莲等8个传道组织，使得全真教众成倍增长。道徒们不辞劳苦，以建、修、买等多种形式大量修建宫观。丘处机掌教后，全真道道侣云集，教门四辟，迅速发展成为道教之大宗。

　　在建宫立观、发展道侣，提高全真道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之外，丘处机对全真道的贡献，还表现在对全真道思想的大力阐扬。这些思想主要保存在丘处机的《磻溪集》《鸣道集》《大丹直指》《摄生消息论》等著述中。丘处机所创的龙门派在阐发内丹思想方面，在继承王重阳思想的基础上加以拓展，成就斐然。丘处机提倡性命双修，并主张以清修为本。性功在于清心寡欲，断除尘缘，“去声色，以清静为娱；屏滋味，以恬淡为美”。他也同时认识到，单凭心空性现，难以长生，故而强调行善，积功累德，称“一朝功行满三千，降得活龙伏得虎，方表神仙”。由此也体现出丘处机内丹思想具有“我命在我不在天”的主观能动性。在修命功夫上，丘处机提出9个阶段的修炼次第及功法，进一步完善了王重阳的命功理论。

　　与其师王重阳一致，丘处机力倡三教合一。他将三教圆融贯穿于内丹思想之中，认为“儒释道源三教祖，由来千圣古今同”。他把禅宗的“正念”“不动心”“真心”等概念引入内丹的心性论中，要求弟子树立仁慈友善等正念，炼就一颗“不动心”，久之则心空，心空则性见，可见这种炼心同禅宗一样，追求一种“空境”。不同之处在于，禅宗的正念是无念，无论善恶皆应摒除。而丘处机却把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纳入正念，有善恶是非之别。丘处机的内丹思想是在长期宗教实践的探索中累积提炼而成，体系完整，颇多创见。全真道在丘处机时发展到鼎盛阶段。其后，弟子尹志平创造性地继承、发挥了丘处机三教合一思想，撰写《北游录》等书，继续推动全真道的理论建构。

　　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丘处机仙逝于太极宫（今北京白云观）。其后，元世祖诏赠“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封号，元武宗时加封为“长春全德神化明应真君”，后世称为“长春真人”。

　　作为全真道龙门派的创教宗师，丘处机在时局动荡、战事频仍的宋、金、元迭代之际审时度势，不顾个人安危，不辞万里劳苦，西行觐见成吉思汗并取得信任，拯救苍生于战火、饥馑，促进了民族的交融、和谐与国家的安定、统一；他应时而变，立观度人，振兴道门，融通三教，完善内丹学理论体系。无论于教门内部还是现实社会，丘处机均建立了卓著功业。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中国民族报》（2022年6月14日　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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