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西藏方志编修传统相对薄弱，到了清代，西藏方志编修体例才相对完善，但编撰多备资政之用，以概览、纪概之作居多，且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

　　清末，边疆危机日渐深重，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西藏地区的窥探、渗透乃至野蛮侵略，“抵抗侵略”与“振兴西藏”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两大问题，兼具双重使命的“时务策”类方志应运而生。如，黄沛翘编、韩铣绘《西藏图考》、单毓年《西藏小识》、刘赞廷《边藏刍言》等一批体例精简、论辩犀利的方志陆续编订刊行。这类方志或建言于练兵之法、守边之计，或献策于来民屯垦、殖产兴业、筑路通商，“寓时务于地志，系热忱于边疆”，为固边兴边事业贡献了智慧和力量。

　　面对甲午战败、维新变法失败等一系列重大挫折，有人跳出“器”的局限与“术”的窠臼，转而进行更深层次“道”的思考。这种“道”的指向，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中形成的。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包含了历史传承、地理联系、经济依存、情感认同等多重维度的紧密联系。对此，近代西藏方志的书写中多有体现。

　　首先，在地理联系层面，认识到西藏的极端重要性，强调边疆与内地是紧密相连、相互依存的整体。

　　姚锡光《筹藏刍议》之《规划川藏说帖》有言：“西藏东俯川、滇，北倚青海、回疆，于我国大陆全土地居首部，有高屋建瓴之势，其得失之故非特疆场之间一彼一此已也。”萧剑秋《筹边纪略》之《援救西藏意见书》直言：“盖西藏据吾中华之绝顶，右絜云贵，左肘陕甘，四川实为其胸膈。倘使外人居此奋其雄武，北出青海，电发雷轰，既可直捣陇背，出凉泾而下三秦，则晋、豫、鲁、燕如振秋叶；南走澜沧，更可倾泻滇池，卷黔湘而括两鄂，则桂、赣、闽、浙若扫清尘；东出巴炉更可囊括全川，据长江之上游，则荆、扬、皖、越无不震恐。”这些深刻的分析，从我国地理全局出发，充分地认识到西藏重要的战略地位。

　　其次，在经济联系层面，认识到近代西藏贫弱的现实，提出振兴之法。有些近代西藏方志在提倡练兵固边的同时，认识到徙民实边、殖产兴业是边政改革得以施行的基础。

　　陈赞鹏《上驻藏大臣治藏条陈》、姚锡光《条议赵大臣奏边务办法说帖》、萧剑秋《西征三字策》《筹边十六策》等著述都谈到具体的实边兴边之法，主要包括屯垦以充实西藏地方物资储备，筑路以加强西藏地方与祖国内地的联系等。

　　在深化西藏地方同祖国内地经济联系的同时，鉴于当时清政府的颓败及西藏地方的贫弱，一些有识之士前瞻性地提出了祖国内地支持西藏发展的建议。单毓年《西藏小识》卷三《国民宜助政府经营西藏》有言：“吾国民今日苟欲西藏不危，常为屏藩而使西徼长久巩固也，则不可不急起直追以大力夹辅政府而率以经营！”

　　第三，在情感交流层面，重视增进国家认同、文化认同。近代西藏方志的编撰者注重以古代典籍文献为依据，强化中华各民族同宗同源、血脉相连的叙事。

　　黄沛翘编、韩铣绘《西藏图考》卷二《西藏源流考》有言：“（西藏）其地先为伯夷甫，炎帝之裔也。舜徙三苗于三危，三危者：为喀木、为危、为藏。”邵钦权《卫藏揽要》第一卷《稽古》亦言：“考藏族与我汉族本出一系，皆为轩辕黄帝之子孙，证诸史乘，信而有征。”这种认识虽然有其时代局限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有其进步意义，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当时在川边地区，模仿《三字经》体例编撰的各民族幼童识字教本中，也加入了这种同宗同源的叙事：“炎帝裔，伯夷甫，迁于斯，作初祖。黄帝子，曰昌意，居若水，亦其地。当上世，号文明，论种族，皆弟兄。”这种文化建构方面的尝试，在思想深处改变着“番汉之别”的偏见，为各民族紧密团结、共御外敌夯实了情感基础。

　　地方志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等重要功能，诚如著名学者顾颉刚所言，纪地理则有沿革、疆域、面积、分野，纪政治则有建置、职官、兵备、大事记，纪经济则有户口、田赋、物产、关税，纪社会则有风俗、方言、寺观、祥异，纪文献则有人物、艺文、金石、古迹。近代西藏方志是我们全面认识西藏历史、深入开展西藏地方和祖国关系史教育的重要史料，要加强研究和利用，更好地发挥其价值。

　　【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大学。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末西藏方志整理研究”（17CMZ013）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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