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平原标志性文化景观——中华黄河楼。 张洁龙摄

　　宁夏，镶嵌在中国西北的一颗璀璨明珠，“翳夏州之大郡，实陕右之名邦；当三边之屏翰，辟千里之封疆”（明代，曹琏《朔方形胜赋》），虽然只有6万多平方公里，但风光壮美，文化深厚，民族和谐。历代诗人留下的关于宁夏的古诗，广泛地反映了不同时期宁夏地区的人文历史，多侧面地展现了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风貌。

　　歌咏壮美的山川风物

　　宁夏地处西北，“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明代，曹琏《朔方形胜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当地的有序治理和各族人民的辛勤劳作下，宁夏很早就成了闻名遐迩的“塞北江南”。很多到宁夏从军或游宦的诗人，都怀着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感情，写下了很多赞美的诗篇。唐朝大诗人王维曾作为特使慰问边塞将士，写下了著名的《使至塞上》一诗：“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萧关，在今宁夏固原东南。诗中不仅写出了诗人奉旨问边的行踪，更描绘了宁夏绝美的边地风光，其中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更是成为人们传诵的千古名句。

　　另一首脍炙人口的唐诗是韦蟾的《送卢潘尚书之灵武》：“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水木万家朱户暗，弓刀千队铁衣鸣。心源落落堪为将，胆气堂堂合用兵。却使六蕃诸子弟，马前不信是书生。”这虽是一首送行诗，但从中可以看出，早在唐代时，灵武一带已是水渠纵横、果木成林、人烟稠密、物产丰盛的“塞北江南”了。

　　“汉渠春涨”是明代宁夏八景之一。庆靖王朱栴的《汉渠春涨》描绘了宁夏引黄灌区美丽壮观的景象：“神河浩浩来天际，别络分流号汉渠。万顷腴田凭灌溉，千家禾黍足耕锄。三春雪水桃花泛，二月和风柳眼舒。追忆前人疏凿后，于今利泽福吾居。”“神河”即指黄河，“吾居”指作者就藩的宁夏。阳春三月，杨柳青，桃花红，沐浴着和风，俯瞰万亩腴田，作者的心情也和春光一样明媚。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宁夏的名山贺兰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在诗人笔下，它或玲珑，“太阴为峰雪为瀑，万里西来一方玉”（元代，贡泰父《题杨德章监宪贺兰山图》）；或娴静，“四围列翠屏，一泉溜幽壑”（清代，赵熊飞《大悲阁望笔架山》）；或雄伟，“俯瞰黄河小，高悬白雪清”（清代，胡秉正《咏贺兰山》），令世人心向往之。

　　历代诗人怀着炽热的情感，用心描摹宁夏的山河神韵。他们“把笔登楼漫回顾，夕阳流水总关情”，如清代诗人刘芳猷的《绝塞》，岳咨的《金塔登高》，王绥的《黄沙古渡》等，在诗人的笔下，家乡青山吐岚，河带浮金，银鱼跃水，腴田岁丰，处处生机勃勃，处处充满诗情画意。

　　展现丰富的民俗文化

　　古代宁夏是“汉家门户”“九边重镇”，系典型的边塞地区，又是移民地区，因而古诗中所反映的宁夏民俗，呈现出“五方错杂”的丰富性和交融性。

　　唐代诗人李益在《登夏州城观送行人赋得六州胡儿歌》一诗中写道：“六州胡儿六蕃语，十岁骑羊逐沙鼠。沙头牧马孤雁飞，汉军游骑貂锦衣。云中征戍三千里，今日征行何岁归？”李益曾随军到宁夏，在塞上的幕府度过了漫长的时光，诗中的情景正是诗人在宁夏的所见。六州操六蕃语的胡儿，10岁就能骑着羊在草原上追逐沙鼠。河边沙滩上，穿着貂皮锦衣的汉军游骑正在牧马，空中飞过寂寥的孤雁。这首诗写出了夏州边地的独特风情，进而引发征人的思乡之情。

　　元代诗人马祖常的《灵州》一诗，则描写了宁夏灵州地区人民粗犷豪迈的性格和亦农亦牧的生产生活状况：“乍入西河地，归心见梦余。葡萄怜美酒，苜蓿趁田居。少妇能骑马，高年未识书。清明重农谷，稍稍把犁锄。”灵州临近河西走廊，盛产葡萄美酒。但此地与中原的闺阁习气不同，当地的少妇矫健奔放，能骑马驰骋。灵州人民兼营农业，但因气候寒冷，至清明时节才开始一年的农事活动。

　　寒食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这一天有吃冷食等习俗，且一直流传至今。明代诗人朱孟德在《西夏寒食遣兴》一诗中写道：“春空云淡禁烟中，冷落那堪客里逢。饭煮青精颜固好，杯传蓝尾习同能。锦销文杏枝头雨，雪卷棠梨树底风。往事漫思魂欲断，不堪回首贺兰东。”寒食节在清明的前一天，诗人品尝着青精饭，喝着蓝尾酒，欣赏着眼前的美景：杏花微雨，枝头挂满了晶莹的水珠，风从树底卷起，棠梨花像雪片似的飞舞，无尽的思绪亦如潮水般涌来。

　　明清两代，宁夏地区最盛的风俗之一是“迎新水”。每年清明前后，新渠放水春灌，人们在当地官员的率领下，举行盛大仪式，祈盼岁丰年稔。这个节俗具有典型的塞上江南特色。清代诗人黄恩锡的《中卫竹枝词》对此的描写最为著名：“岁岁清明早浚渠，一年生计莫粗疏。功成弥月迎新水，引灌田园立夏初。”

　　描绘民族和睦的生活图景

　　历史上，宁夏长期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交界地带，也是中原民族与西北少数民族相互往来贸易、交流融合之地。因而，在这块热土上，也常常呈现出各族人民团结和睦、融洽相处的生活图景。

　　唐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大败长期侵扰边境的薛延陀后，受到边境地区各族人民的欢迎。贞观二十年，李世民在灵州会见西北各少数民族首领和使者，被各部族尊为天可汗，为一时之盛，史书称之为“灵州会盟”，留下民族团结的一段佳话。为此，李世民曾赋诗庆贺，勒石纪之，后碑残，只存“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两句。

　　汉唐以降，西北少数民族纷纷归附中央王朝，其中不少就安置在今宁夏境内。他们与当地军民共同守卫、开发着这块土地，宁夏的古诗中就有这方面的生动写照。如唐朝诗人刘长卿的《平蕃曲（其二）》：“渺渺戍烟孤，茫茫塞草枯。陇头那用闭，万里不防胡。”诗中勾画了边关孤烟渺渺、秋草连天的壮美画面，描绘出边塞一度民族和谐、相安无事的太平景象。

　　边地人民间这种友好相处、相互融合的关系，在唐以后诗人的诗中也常有反映。如清朝诗人宋琬的《送傅介侯督饷宁夏》：“贺兰西望郁嵯峨，使者乘春揽辔过。三辅征输何日尽，二陵风雨至今多。边城杨柳楼中笛，羌女葡萄塞下歌。君到坐传青海箭，不妨草檄倚雕戈。”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宁夏形成了多种文化融通互鉴的格局，“边城杨柳楼中笛，羌女葡萄塞下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域音乐、物产盛行于当时的宁夏，宁夏境内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

　　正是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睦，相互交融，共同开发，才使得古老的宁夏呈现出“望里山川都如画”（明代，胡汝砺《别夏城》），“仿佛江南水国乡”（明代，朱栴《月湖夕照》）的美丽繁荣景象，成为久负盛名的“塞北江南”！

　　（作者单位：宁夏文史研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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