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作为中国与世界的对话窗口，泉州展现了我国完备的海洋贸易制度体系、发达的经济水平，以及多元包容的文化态度。在泉州，至今仍能找到泉州天妃宫、四爪铁锚、《敕谕》石刻、晋江深沪湾、惠安接官亭、郑和堤、三宝宫等与郑和下西洋相关的历史遗迹。

　　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极盛期（宋元时期），泉州凭借着“四湾十六港”，跃居为中国第一海港，从泉州一路向南，来往的船队商旅成为连接东西方国际贸易、文化交往的重要使者。从泉州一路向西，沟通中国东部与西部的商贸通道——西南丝绸之路，将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等货物，不断汇聚到泉州港。而从海外输入的香料、宝石、玻璃器、金银器等货物，亦在泉州上岸，经由西南丝绸之路，不断进入我国各地。泉州，成为西南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交汇的重要节点。

　　生于滇池、从滇池出发的郑和，只是千百年来行走在中国山海间的一个典型代表。越过山海，从滇池到泉州，从西南到东南，从西南丝绸之路到海上丝绸之路，我国多民族文化在互鉴融通中生生不息。

　　从滇池到泉州：

　　西南丝绸之路如何联通海上丝绸之路

　　西南丝绸之路北、西、南、东四条道路网络中，北线以“秦蜀古道”为基础，是西南丝绸之路与北方丝绸之路连接的主要通道；西线以“蜀身毒道”“蜀藏印交通路线”为基础，是西南丝绸之路的核心商道；南线以“步头道”“进桑道”为基础，东线以“牂牁道”“夜郎道”为基础，均可以联通到海上丝绸之路。

　　其中，南线即从四川经云南到越南和中南半岛的交通线，历史文献记载为“步头道”和“进桑道”。进桑道的主要路线是：从成都经宜宾、昆明、蒙自至越南北部出海。这条道在云南境内称为“通安南天竺道”，以昆明为起点，由北向南，直至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河口县。出境后则分为两条路线：第一条从越南涂山到海防港口，出海后与海上丝绸之路汇合；第二条从越南老街出发，顺红河南下，经越南嘉陵、河内、豪山，至湄公河入海口，出海后与海上丝绸之路汇合。

　　从滇池到泉州，必经西南丝绸之路东线，即从四川经贵州、广西、广东至南海的“夜郎道”“牂牁道”。这条路线，过广西后与“岭南走廊”衔接，经过广东的“南粤古驿道”路网，即可进入福建福州，北上到达泉州，与海上丝绸之路联通。

　　生活在西南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交接地带的各部落，先秦时期统称为“百越”。在此广大区域内，“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其中“吴越”指苏南浙北一带，“闽越”为福建一带，“扬越”指江西、湖南一带，“南越”为广东一带，“西瓯”“骆越”为广西一带。自秦朝统一中国后，中原人不断南迁，特别是我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衣冠南渡”（出自唐·刘知几《史通·邑里》，意为：中原文明及士庶大规模南迁），促进中原各族与百越部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逐渐演化为我国当代的京、壮、瑶、黎、布依、傣、侗、畲、仡佬、毛南、仫佬、水等多民族群体。

　　从西南到东南：

　　山海间的南方丝路文化走廊

　　20世纪80年代初期，费孝通先生提出以“走廊”概念来对跨越省区的特定文化区域进行命名。在学术界，以“走廊”为名的研究众多，有横断走廊、岭南走廊、河西走廊、藏彝走廊、苗疆走廊、东北亚走廊、辽西走廊等概念。以天然的自然地理为单元，跨越行政区划界限，在文化地理的流动时空中，研究走廊中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等“五通”事项，是当下文化走廊研究的基本要义。

　　从西南到东南，经过云贵雄伟的高原，两广闽南起伏的丘岭，到达澎湖列岛的大陆架浅海区，地势西高东低，呈阶梯状分布。从横断山脉向东，依次有哀牢山、乌蒙山、苗岭、武陵山、雪峰山、大瑶山、罗霄山、南岭、武夷山、雁荡山、戴云山、莲花山等山岭，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南盘江、红水河、黔江、浔江、西江、珠江等水系滋养众生。

　　连接山水的桥梁和道路，将西南与东南连成一个整体——即中国区域地理所说的南方地区，在道路之间行走聚居的中国人，不断繁衍生息，形成了星罗棋布的市镇，由道路、桥梁、市镇所构成的“南方丝路文化走廊”，跨越中国西部、中部、东部三大经济带，是各民族交往的重要遗产。

　　相对于北方丝路走廊，南方丝路文化走廊呈现出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融会贯通的特点。南方丝路文化走廊沿线各省区，均有古道、支线联通海洋，形成“多点、多渠道、多路径”汇入海上丝路的特点。西南丝绸之路各省区沿边所形成的开放性，和东部沿海省区的开放性，将山与海的距离弥合，共同塑造了南方丝路文化走廊的开放性。

　　从米线到米粉：

　　文化认同的饮食表达

　　张光直先生曾说：“到达一个文化核心的最好办法之一，就是通过它的肠胃。”民以食为天，饮食认同，是中国各民族文化认同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方面。

　　从西南行走到东南，仅“米线”（米粉）一例，就贯通了南方丝路文化走廊饮食的多样性和认同性。从多样性来说，在云南，从形制上，米线有“干浆”（细米线）和“酸浆”（粗米线）之分；在烹调方法上，有凉、烫、卤、炒等做法，还有小锅米线、汆肉米线、鳝鱼米线、豆花米线、砂锅米线、过桥米线等分类；在配料方面，有焖肉、脆哨、三鲜、肠旺、炸酱、鸡丝、鲜花、野生菌、臭豆腐等可供选择。阿昌族的过手米线，因直接用手食用，更显独特。

　　从认同性来看，除了云南，贵州的老素粉、花溪牛肉粉、遵义羊肉粉，广西的南宁老友粉、柳州螺蛳粉、桂林米粉、南宁蒲庙生榨米粉，广东的沙河粉、广式肠粉、佛山陈村粉、高明濑粉、烧鹅濑粉、潮州粿条，福建的面线糊、捞化（捞米粉）、笋燕、兴化米粉、炒粉心片、炒泗粉等，尽管种类丰富多变，但万变不离其宗，皆源自渊源流长的中国稻作文化。

　　可以说，以米线、米粉为代表的饮食文化，贯通了南方丝路文化走廊全境，是多民族文化认同多样性与一体性的饮食表达。

　　南方丝路文化走廊沿线的各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过程中，文化习俗交融互鉴。除了上文例举的饮食认同，在节日庆典、民间信仰、民间文学、文化遗产等方面，南方丝路文化走廊上，还存在大量的共同性、共通性、共情性。

　　文化走廊，是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因为商贸、政治、文化等熙来攘往的互通才逐渐形成的。南方丝路文化走廊，以西南丝绸之路为起点，一路向东，与南方各省区的古道网络交叉前行，联通海上丝绸之路，也联通了沿途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和情感交融。

　　（作者系昆明理工大学教授，东南大学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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