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孔韶

　　日前，庄孔韶获得由中国民族博物馆等联合主办的第三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终身成就奖”。颁奖仪式上，庄孔韶一身轻装走上台领奖，黑色运动衣内搭灰色V领毛衫，同色系的黑色鸭舌帽下挂着标志性笑容。或许对他而言，领奖并不重要，通过影展让更多人了解民族志纪录片才是其目的所在。

　　庄孔韶师承著名人类学家林耀华先生，是我国培养的第一位民族学(人类学)博士，去年秋从浙江大学转任云南大学“魁阁”学者及社会人类学研究方向首席专家，同时任中国影视人类学学会副会长。

　　在胶片民族志纪录片走向式微、数字影视人类学尚未登场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庄孔韶就以文本和电影合璧创作为其学术研究特征，前接民族志多元写作，后启影视人类学，他的影片《端午节》记录了福建金翼山谷的村民在水淹前过最后一次端午节的情景，为福建水口电站建设改变水位前留下了多个县乡镇风物的珍贵影像资料。此片于1992年成功入围美国纽约米德电影节。在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后的数十年间，《端午节》被用于欧美高中、大学和研究生的中国文化教学中。庄孔韶另外一部关于云南彝族用民间盟誓仪式戒毒成功的纪录片《虎日》(结合学术论文)，获2004年中英项目(HAPAC)和亚洲“最佳实践”奖。庄孔韶应邀在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发表了《“虎日”民间戒毒禁毒仪式的人类学发现与应用实践》的演讲，为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国际化发展道路提供了实践经验。他的多元化表达探索，已构成人类学在中国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庄孔韶1995年提出并实施了多学科、多专业和多方法表述人类学问题与思想的“不浪费的人类学”理论。该理论主张在一个田野调查上，人类学、电影、绘画、诗作、新媒体等可以兼收并蓄，从而使多学科的横向合作能较好地实现触类旁通的综观效果。他还认为，如果是一个长时段调研点(即有纵深研究传统的田野点)，纵横协同的研究一定比短时间和单项写作的研究有更多的理解性延伸。这是当代国际人类学特别推崇的一种方式。在2014年欧洲“数字人类学”大会的展映活动上，庄孔韶就他的团队人类学展现形式的多元化发表了演讲，介绍了“不浪费的人类学”的实践。为此，法国科学院的瓦努努教授在《法国人类学家》杂志上撰文给予高度评价。

　　庄孔韶主张创新人类学的表现形式，为此，他将于今年12月举办一次以绘画人类学为中心的多学科研讨与展览活动。20年前，庄孔韶和画家联手悄悄开启的绘画人类学，已经积累了数十幅画作和专论。此次展览以电影《虎日》的主人公肖像画为引子，配合触摸屏电影作为解说，带给观众一种全新的观展体验。“绘画以独特的视角再现场景，和电影以及文字写作都不一样，只有亲自体验过，才会发现不同学科的展示特征与效果的比较意义。当然，这次在云南民族博物馆的大厅还会展示世界上六七个国家的人类学绘画，以及新媒体的展示和网上直播。”庄孔韶说，“举办这样的展览旨在为人类学的跨学科交流搭建平台，也可以说是各学科参与者学术成果的‘茶马互市’”。

　　《金翼山谷的冬至》 (庄孔韶导演、制片，2018)

　　[对话]

　　陈怡如：您参加了多次影展，也拍摄了像《端午节》《金翼山谷的冬至》这样的优秀作品，您认为拍民族志纪录片、办影展有什么重要意义?

　　庄孔韶：影展有国家级的，也有小型的、不同专业的。现在民族学人类学已经深入人心，拍好片子的学人很多，思想和手法新颖，但如何在民族志纪录片中找到学术点，是评估一部好民族志纪录片的根本。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这个国家级电影平台，就起到了调动全国的电影人才华和智慧、为学术和人民福祉服务的作用。

　　近年来，人类学思想已经通过电影进入了不同学科，形成不同的分支学科。比如国际上的考古学、医学和公共卫生都有自己的电影节时。前些年我参加英国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举办的公共卫生世界大会电影节时，播放了《虎日》，对前来参加电影节的医生有很大的触动。前些年，我们已经开始通过自己的博士在协和医学院为每年的研究生和临床医生开设医学人类学课程，《虎日》一直是他们的重要影视教材。我认为，民族志纪录片需要扩大拍摄的领域，如医学与公共卫生、心理、语言、科学、教育、体育、诗学和新媒体等多元领域，为此，纪录片摄制者也需要学习新的知识。

　　陈怡如：您拍摄了云南省小凉山彝族用民间盟誓仪式戒毒成功的纪录片《虎日》，对于当时的小凉山而言有什么影响?您希望观众通过这部纪录片了解到什么?

　　庄孔韶：一般戒毒用医学手段或强制等方法，而人类学则是以地方文化的智慧和力量，战胜人类的生物性成瘾，这是人类学的学问，也是《虎日》这个人类学电影拍摄的意义所在。现在，我们还在追踪小凉山的情况，得知影片给这个地方带来了巨大影响，这个地区发展得很好。

　　最近我们将会举办一个研讨会和一个展览，不只是用电影来表达，还有画家给他们作画。这次“虎日”戒毒行动的主人公们都会出现在现场，现身说法，让学术的发现持久地与应用、公益事业联手。这次展览中，论文研讨、影视人类学、绘画人类学、诗学人类学会占一定的位置。现在是学科并置，大家都要跨学科，人类学也要多做尝试，不试试怎么知道异曲同工的好处呢。

　　陈怡如：您拍摄的人类学纪录片《端午节》是民族节日志纪录片的一个标准范本，您在拍摄《端午节》的过程中，有没有难忘的经历跟大家分享?

　　庄孔韶：我从云南转向福建金翼山谷，才知道我回访的地方不一般。林耀华先生的《金翼》英文版世界知名，我实际是在步其学术后尘，不敢怠慢。当我得知华东水口电站水位改变，要淹没金翼之家周边的谷口、水口(都是《金翼》里描述过的)，有些人要搬迁，村民要在老地方过最后一次端午节，我萌生了执导拍摄《端午节》的念头，这是历史的机缘。用现在的话说，这至少是一部非遗保护电影，有了它，老县乡镇至少不用再做水下考古了。

　　陈怡如：您觉得做民族志纪录片，应当如何选定拍摄主角和事件?如何让参与拍摄的百姓投入到拍摄中，却又不表演、不受镜头约束?

　　庄孔韶：拍摄人类学纪录片首先要做田野工作，和老乡熟悉了，他们才不会对镜头抵触，所以好的纪录片不会是在生疏的地方唐突地拍摄。我在1986年到1989年期间，有三个春节和两个端午节都是在金翼山谷度过的，所以我深知龙舟手岸上的女朋友是谁、裁判是哪个乡镇的中学老师。所以，没有人提防我，因为我早已是他们的朋友。

　　陈怡如：您在2014年3月赴法国参加了欧洲“数字人类学”大会的展映活动， 通过这些中外纪录片交流，您觉得中国民族志纪录片有哪些可以改进和加强的地方?

　　庄孔韶：全世界都得改进，但是我们属于英语学术圈以外的学者，要想更好地表现自己，就更要知己知彼。我们要做的不是跟随他们，而是要考虑怎么能做出和他们不一样的东西来。最近我们提出了一些理论，欧洲的学术刊物已经在刊登研究中国学者的论文了，这就是一个突破和进步。但民族志纪录片在中国起步晚，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不浪费的人类学”这个理论，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可能需要持续几十年的研究。在一些拍摄作品的方法上，中国学者已经走在前面，但我们需要探索自己的理论。

　　陈怡如：在“不浪费的人类学”理念中，强调长时间内对田野调查地点不断运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呈现。请您谈谈在人类学这个专业，学术研究和实践应该怎么平衡?

　　庄孔韶：人类学有两种分类，一种是纯理论研究，一种是应用人类学研究。不是所有的人类学理论都能应用于现实生活，但在特定的情境和机会下，人类学具有应用的内在力量。比如《虎日》就是应用人类学的例子。

　　除了学术研究和应用，人类学也在不断创新，比如，《金翼山谷的冬至》用了新媒体插播的手法，是为了凸显人类学学术点。有了学术点就有了创新理解的基础，所以横向的学科交叉创新的机会多多，取决于我们每个学者自身的把握，以及团队成员之间的合作与知识协调。

　　陈怡如：您认为在信息快速更迭、数字技术越来越成熟的时代，人类学学者应当培养学生的哪些能力和素养?

　　庄孔韶：法国人类学家让-鲁什在马里多贡人的田野点发论文和拍电影已经好几代人了。在笨重的摄影机改为轻便的小型摄影机的上世纪60年代，他就鼓励学生们采纳新技术。新事物初起时，一定有保守的老师和学生，而那个时代率先使用新技术的人如今都成了学术大家。即便是保守的学者，最后也使用了新技术，因为旧技术被淘汰了。历史告诉我们，恪守人类学的基本原理，永远携带着创新的思想，前途就是光明的。因此每一个平台和每一个人都需要给年轻人开辟广阔的空间。

　　陈怡如：您这次获得了中国民族志纪录片终身成就奖，可谓实至名归。您对民族志纪录片的发展和推动是有目共睹的。您拿到这个奖杯时有怎样的感受?

　　庄孔韶：感谢此次电影节主办机构给我颁发“终身成就奖”，感谢大会和遴选委员会的好意。我只能说我做的还不够，需要再努力。人一生做不了多少事情，又要写书又要拍电影，这个过程不只是小的学老的，也有互相学习。电影节的举办为人类学提供了非常多的互动和交流的机会，相信今后还会更加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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