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地方性的文化资源在拥有了世界性的身份——世界文化遗产而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后，全球化的普遍性和地方化的特殊性之间的冲突与协调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热点。本文从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的视角，选取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富集地区——丽江来深入研究全球化与地方化的融合、碰撞和协调机制，从而得出全球化可以促进地方文化资源产业化、集群化发展，文化产业集群的自我调节机制可以修复全球化与地方化之间的冲突，促进文化产业集群良性发展的结论。

　　一、全球化与地方化的融合：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的独特价值

　　一般情况下，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必须符合《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评选标准中的至少一项，才有可能入选。1997年12月，丽江古城由于符合评选标准中的三项而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丽江古城也从地方性民族文化资源一跃而成为世界性的文化资源，丽江古城的独特价值也具有了全球化与地方化融合的特点。

　　一是价值的整体性。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丽江古城，衡量其价值时就不能只单独的评价其自然资源、物质文化资源与非物质文化资源，而应从整体上来判断，不能想当然地只审视其中某一种文化现象，换句话说，即使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丽江古城也不能单独地存在于丽江的整个文化生态系统之外。

　　二是价值的有形与无形。世界文化遗产作为民族文化资源的一部分，其价值也表现为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两种形式。作为有形的文化资源，其价值随着物质形态的存在而存在。如丽江古城至今仍保存完整并还在使用的纳西族民居、青色的石板路、独特的三眼井等，因其物质形态的存续而凸显着独特的价值；反之，如果其物质形态消失，其价值也无法显现。作为无形的文化资源，其价值可以附着在物质形态的文化资源上由无形转化为有形。如纳西古乐、纳西族传统民族民间舞蹈等，就可以通过器乐、舞台甚至现代科技媒介等方式呈现给游客，使无形的文化资源在获得经济价值的同时，也体现出其独特的社会价值。

　　三是价值的夷平与凸显。丽江古城作为地方性的民族文化资源在参与到主流社会(全球化)的竞争中如何保持自身特色，表现出的虽然是文化商品的地方性和全球性如何平衡的问题，实质上则是文化资源价值的夷平与凸显问题。即现代社会所夷平的是阻隔商品交换的“种种空间上的文化藩篱”[1](P.37)；所凸显的是“为了使这种夷平了文化藩篱的该种商品能够成为最远距离的最多数人可以消费的商品”[1](P.37)。也就是说，现代社会要突出的是该种商品早已存在的独特价值，从而使这种独特性的商品能被主流社会所认可。

　　二、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平衡：丽江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丽江古城每年吸引了2000余万人次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来体验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的独特性及其汇聚的各种文化资源，如东巴文化、“茶马古道”商贸文化、纳西族民风民俗等。为了满足世界各地游客的体验需求，作为东道主的丽江古城居民通过将民族文化资源资本化、市场化进而产业化的方式形成了民族文化产业的集群现象，以满足不同游客的差异化体验需求。从而达成了作为全球化的丽江古城和作为地方化的丽江古城在需求上的平衡，在这一平衡过程中，促进了丽江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具体表现为东巴文化、商业文化和古城文化在丽江古城的交融和变迁。

　　(一)东巴文化：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核心文化资源

　　东巴文化源于纳西先民创造的一种文字体系——东巴文字，由于纳西族的宗教祭司“东巴”用这种文字记写纳西族宗教经书等内容而得名。因为有了文字，纳西族的灿烂文化才得以流传至今。

　　东巴文化具有包容、开放、善于吸收其他优秀文化的特点，在其形成过程中，除了保留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以及图腾、祖先、灵物和鬼魂崇拜等内容外，还不断融合藏族苯教和佛教、道教的文化元素，以促进东巴文化的不断发展壮大。

　　苯教对东巴文化的影响可追溯到公元8世纪，一些苯教徒来到纳西族地区，致使很多苯教文化因素得以借助东巴教而保留了其原初风貌①。佛教和道教对东巴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丧葬仪式观念的变化上。长期以来，纳西族总认为，人死后就要回到祖先的身旁，所以只要通过超度的形式就可以把人们的灵魂送回到祖先所在的地方。后来，由于受汉藏文化的影响，纳西族民众才逐渐形成了生死轮回的观念，纳西族东巴经《神路图经》和长幅布卷画“神路图”就是这种生命观的具体体现。

　　东巴文化对外来文化所体现出的包容开放的特点深深地镌刻在了纳西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孕育了东巴文化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和独特的魅力。这种具有地域特点鲜明、民族元素独特的传统文化资源在和丽江民族文化产业的时代性特征耦合后，就成了丽江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化发展的核心资源。

　　(二)商业文化：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产业文化基础

　　丽江古城是一个因商业而兴起的城市，其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商业文化经过不断的变迁和发展，成为丽江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化发展的助推剂。其商业文化产生于汉唐时期，兴盛于抗战时期，鼎盛于20世纪90年代。

　　早在东汉时，今天丽江奉科等地就已经出现了“蜀郡”的铁锄，反映了这一时期丽江的物品交易状况。东巴经书记载的“聪本(藏南)马帮九弟兄，赶着九十九驮子来”[2](P.391)的景象则生动地再现了唐代纳西先民的商贸状况。明代，丽江纳西族地区的集市已成为经济交往的重要场所。到了清代，集市得到进一步发展，乾隆《丽江府志》就记载了府市、石鼓、巨甸、鲁甸、通甸、吉尾、浪沧等四十八个小集市。[2](P.89)光绪年间，丽江的市肆已有4市、3街、12约、2保。1912年，时任国民政府丽江府府长熊廷权成立商业劝工会，[2](P.391)通过采取税收优惠政策等措施鼓励人们把物品拿到劝工会进行买卖，促进了丽江古城商业的发展，出现了“货流南北东西，财输百千万亿，金融活泼，生计斯舒”[2](P.391)的繁华景象。

　　木氏土司统治时期，“茶、糖、铜、铁器、粮食等商品开始从丽江运往藏区”，②丽江古城成为云南通往四川和西藏商贸往来线路上的重要站点，凭借这一优越的交通区位，丽江逐步形成了其商贸重镇的雏形。抗战时期，茶马古道成为连接中国和印度的两条主要通道之一，这也成就了丽江抗战经济中转站的战略位置，从而拓展了丽江纳西族与周边民族和世界的商业文化交往，造就了丽江古城商贸重镇的重要地位。

　　抗战结束后，茶马古道也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丽江古城商贸开始逐渐回落。直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丽江古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丽江旅游业的不断升温和民族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其民族文化资源蕴含的巨大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积极参与到了丽江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和民族文化产业化的进程中，越来越多的民族文化企业在丽江集聚，民族文化产业呈集群化发展态势。

　　(三)古城文化：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社会文化空间

　　由于东巴文化、商贸文化、农耕文化、纳西族传统民风民俗等文化资源在丽江古城的交汇，在大约3.8平方公里的空间内形成了民族文化产业集群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文化空间条件。

　　丽江古城的形成本身就具有鲜明的农耕文化特点，即丽江古城是田园乡村式的城市，或者说是城市化了的乡村。城里人总不愿割断与农村的联系，赚到钱的商人都要到农村去置地建房。城乡之间联系紧密，相互通婚，有的城里人和农村人家庭还结成了“朋友+亲戚”的“扣巴”(伙伴家庭)关系。大家经常相互走动，农作物成熟时节，农村人会带上自家种植的土特产去看望城里的“扣巴”，工作之余，城里人会带上布料等随手礼到山区“扣巴”家小住几日。两个家庭间这种纯朴的友谊通过“扣巴”关系代代相传。[3](P.155)纳西族这种淳朴的民风和传统社会的村社文明相融合，就形成了丽江古城独特的城市文化。

　　丽江古城还有一种自发的民间群众性信贷组织——化賨，主要用于在同学、同事、朋友之间开展交际活动。组织者称为賨头，参加的人数量不等，賨期和接賨顺序由参加者协商确定。化賨最初是纯粹的资金互助组织，后来出现有人以化賨为业，不时发生骗賨、赖賨现象，于是，化賨在丽江古城逐渐消失。直到20世纪80年代，化賨在丽江城乡居民中得以逐步恢复，并逐步演变为以打牌、聚餐、郊游等娱乐形式为主的一种民间交往习俗。[4](P.156)

　　丽江古城这种淳朴的“扣巴”(伙伴家庭)关系和村社文明形成的独特的城市文化、以茶马古道上延续下来的商品交易规则为主的商业文化以及化賨等民风民俗共同构成的基于相同社会文化背景和信任关系基础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它们共同构成的社会文化空间促进了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的形成。

三、全球化与地方化的碰撞：丽江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发展负效应及其消解

　　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的快速发展，在当地形成了增长极，助推了丽江社会、经济的进步。同时，作为全球化产物的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吸引来的游客远远超过了其承载能力，作为地方化的丽江古城的东道主已不能满足蜂拥而至的游客的各种体验需求，全球化与地方化之间的碰撞已不可避免，必然导致集群负效应的产生，但是，由于集群的自组织作用，充分发挥出自我调节功能，从而使集群在发展中较好地消解了这种负效应。

　　(一)丽江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发展中的负效应

　　1.传统文化的解构

　　传统文化的解构是相对于保持文化本真而言的一个概念。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丽江传统民族文化正面临着双重解构的危险。

　　一是迎合市场的自我解构。即当地人为了迎合消费者对异文化的猎奇心理，受利益的驱动，将本民族神圣的仪式、礼俗等活动常态化、庸俗化。文化的本真内涵被人为地歪曲，原本具有神圣感、仪式感的民俗活动变得表演化、程式化。如纳西族神秘的祭天仪式一般在春季和秋季举行，被某些演出公司搬上舞台进行商业化表演，导致该仪式变得毫无神圣感可言；纳西族的放河灯仪式一般是在中元节为祭奠逝去亲人而举行的一种活动，后来被经营者改变成了“许愿、寄托美好祝福”的娱乐活动，成为其赚钱的工具等。

　　二是外来文化冲击下的解构。随着游客的大量涌入，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当地人主动学习或模仿外来文化成为一种时尚，这种观念悄悄地改变着当地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日常行为及价值观。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服饰的外来化及娱乐方式的刻意模仿，直至对原有生活方式的彻底放弃。如丽江的城区，人与人之间沟通主要靠汉语，能讲本民族语言的已成为少数，甚至出现了会讲纳西语的人就等同于“农村人”的现象，这就使得以追逐城市生活为目的的纳西族年轻人彻底放弃了母语。

　　文化资本化、产业化进而集群化，作为保护和传承当地民族文化的重要方式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更主要的是文化资源的当地拥有者要能认识到本民族文化的价值，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性主动参与到民族文化的产业化过程中，在发展中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而不是为了迎合市场需求人为地故意歪曲和再造。

　　2.文化生态的变异

　　丽江古城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丽江就不仅仅只是丽江人的丽江，丽江已成为世界的丽江。不仅世界各地的游客争相涌入，各类文化企业经营者也纷至沓来，在古城内聚集了1600多家商户。大量外来人员的涌入在给丽江社会带来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与纳西族传统迥异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习俗，使古城的文化生态发生变异。如，外来人“缺乏环境保护意识，不能遵守纳西民族良好的生态协定。对古城不准乱倒垃圾、乱扔污物的规定视若无睹，常把脏东西往河里倒，给古城造成环境污染”[5](P.460)，破坏了古城的生态环境。同时，外来人口的增加，打破了他们世世代代延续下来的恬静生活方式，让古城原住民产生精神家园的缺失感，从而产生对外来文化的抵制情绪。

　　然而，由于丽江民族文化资源资本化、产业化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丽江古城居民有选择的权利，他们可以选择接纳、扬弃、规范外来文化，形成新的古城文化；他们也可以选择离开、旁观甚至融入外来文化，被现代化。但不管做出何种选择，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正使丽江古城传统社会文化生态经历着变迁和重构。

　　(二)丽江民族文化产业集群负效应的自我调节——构建集群区域创新网络

　　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内的信任机制可以通过构建区域创新网络对集群进行自我调节。集群内的“区域创新网络一般由经济网络(行为主体间的正式经济合同)和社会网络(行为主体间非正式的联系)共同构成”[6](P.335)，而且，区域的经济网络必须植根于当地利于创新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也就是说，只有经济网络和社会网络共同形成完整的区域创新网络(也称区域创新环境)时，区域的整体竞争优势才能形成。

　　区域创新网络形成的关键是要在集群网络的各主体之间构建起相互信任的关系[6](P.336)，通常，集群信任来源于四个方面：(1)来自紧密群体的群体信任，如有血缘、亲缘、地缘、学缘等紧密关系的群体内部的信任；(2)来自利益计算的计算信任，这种信任往往是单次交易中的短期信任；(3)来自长期多次交易的过程信任。现代博弈论表明，当交易双方仅发生单次交易时，理性经济人必然会出现囚徒困境式的损人利己的败德行为；当交易次数无限增加时，人们为了追求长期利益会展开合作，从而形成长期信任关系；(4)来自正式规则的制度信任，即由政府提供的正式制度，或者是民间自发形成的乡规民约等非正式制度。[7](P.31)信任关系对集群发展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可提高产业集群的敏捷性，减少集群内企业间的交易成本，提高集群的创新效率。

　　丽江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的构建充分发挥了政府、企业、中介组织的作用，在构建起集群内部信任机制的基础上较好地实现了经济网络和社会网络的协同创新。

首先，政府建立了创新补偿机制。通常，由于集群的知识溢出效应，集群内的企业学习借鉴其他企业先进经验的机会较多，因而缺乏创新动力，多采取跟进模仿式的搭便车行为，从而使创新企业的积极性严重受挫，如丽江披肩产业、酒吧娱乐文化产业等都存在这一问题。因此，政府有必要进行政策干预，建立创新补偿机制，并在各创新行为主体之间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知识、信息的有效传递与扩散。

　　其次，发挥集群的自我惩戒机制。由于集群中频繁的互动和开放的性质，欺诈等行为很容易被发现，并在集群中口口相传，具有这种败德行为的企业在以后的交易活动中会被集群交易伙伴拒绝，从而使“不讲信用的客户在本地很难站得住脚”，这种可预期的惩罚将会有效遏制事前的欺诈等行为。这些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会逐渐沉淀形成新的集群文化，融入新入群者，改造或淘汰与集群文化不合者，使集群不断保持活力与创新。

　　再次，企业或个人自发地或在政府引导下建立和完善区域创新系统。企业通常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如增强与前、后向关联企业的经济联系，推行ISO管理体系，出于对信息的需要、环境的要求等会自发地投资进行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如丽江玉水寨生态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在其驻地开展原生态东巴文化保护工程，由企业出资组织群众整修村干道8公里，在保护区建设祭天场等。这些无疑都是对区域创新网络的贡献。在政府引导下的行为通常出于政府提供的利益和企业自身对区域责任感的行为。如与区域有关的公益和福利活动等。[6](P.340)

　　最后，行业协会、商会等中介服务机构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积极地参与到区域创新网络的建设中。行业协会通过提供服务(如举办联谊活动、行业技术信息服务、行业发展研究、行业技术研究、培训和组团参展服务等)、行业自律(如制定行业标准、推进行业诚信等)、协调行动(如解决纠纷、提出发展战略、协调市场行动等)和参与政治(如向政府反映企业意愿、提出政策建议等)等方式为企业提供服务。[8](P.185-186)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可以为集群企业提供专门的知识咨询服务，进行人才培养。这样，通过高度市场化的中介服务体系可为集群企业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政府、企业、中介组织、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在区域社会文化的作用下通过大量的、无限的相互联系而融合在一起，形成相互信任的氛围，通过这种制度创新，构建起区域创新网络。在创新主体的相互作用下，区域的物质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区域文化得到进一步提升，从而促进区域创新网络的不断升级。

四、结语

　　在全球化与地方化交汇、交融的场域里形成的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发展中的问题，形成了集群负效应。但由于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具有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能力，从而使集群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并可以通过不断提升其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进而在集群自我完善的过程中具备消解集群负效应的可能性。

　　丽江民族文化产业集群的这种自我完善的功能一般通过维护集群品牌等方式得以实现。在集群内，由同一产业及相关产业的众多企业形成的企业网络，共享着“丽江古城”这个“群体品牌”，企业之间相互了解，一旦某个经营者造假，或者出现坑害他人等败德行为，都会对“群体品牌”形象造成损害，最终使每个经营者的利益受损，因此，集群内各经营主体会自发的形成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共存关系，以维护它们共同的品牌，客观上实现了集群的自我完善。如丽江旅游文化产业集群内，某个旅行社或导游出现了甩客、宰客等行为，尽管只是个别现象，但对外界而言，舆论的焦点会指向丽江。个体的不良行为往往导致对“丽江古城”的整体品牌和其他诚信经营者的利益受到影响，因此，集群内的经营者们会自发地从道义上谴责这种行为，从经济上自发地减少或拒绝与不诚信者合作，以维护集群的品牌，实现集群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旅游的发展要求全球化，凸显地方文化特色的呼声要求地方化，如何实现两者的平衡?这是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必然面对的现实问题，这也是人们所担忧的一旦某地获得世界文化遗产等世界级的称谓后往往会加速当地文化的破坏进程的原因所在。丽江民族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的经验，或许可以为此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积极的思考方式。

　　注释：

　　①《西藏苯教源流》记：“赤松德赞于8世纪灭苯时，象雄雄达尔等苯教高僧用多头牲畜驮运苯教经书来到藏区东部的霍尔和东南部的姜域”。“姜域”即纳西人地区。参见杨福泉《论唐代吐蕃苯教对东巴教的影响》，摘自《杨福泉纳西学论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140页。

　　②和仕勇《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突出普遍价值保护管理研究》，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内部资料，2011年，第76页。

　　③笔者2013年7月、2014年7月、2018年1月分别到丽江古城管理局、丽江市文产办、丽江市古城区文产办、古城区文化产业协会、丽水金沙、印象丽江等政府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和企业，通过走访、座谈等形式收集资料的基础上整理所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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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郑卫东.文明交往视角下纳西族文化的发展[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

　　[3]和湛.丽江古城[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

　　[4]和仕勇.丽江古城志[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1.

　　[5]杨文顺.旅游业的发展对丽江民族关系的影响[A]//.杨国清主编.腾飞的翅膀——二○○九丽江文化旅游研讨会论文集[C].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

　　[6]王缉慈等.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7]王文平等.产业集群中的知识型企业社会网络：结构演化与复杂性分析[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作者系云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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